黎仲阳 评论作者
柏拉图曾说过：“用武力来干涉精神王国，是暴力在真理面前的虚伪和恐惧。”这里的“武力”可以有多种理解：袭击方舟子的纯粹暴力手段；警方打击作家谢朝平的权力暴力。
据《工人日报》报道，8月19日55岁的作家谢朝平，被陕西渭南警方从北京家中带走。带走的原因是因为其作品《大迁徙》涉嫌非法经营。
当权力不受制约或准备打击报复时，任何理由都可能成为罪名。2006年，作为记者和作家的谢朝平，获悉三门峡移民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在职业道德和责任心的驱使下，谢朝平对移民展开为时三年的采访，并在今年5月自费出版纪实文学《大迁徙》。这是正常的“取材——创作——出版”程序，而这在渭南警方眼中却不正常。
根据渭南警方的逻辑，“非法经营”罪名是因为谢朝平发表文章的杂志社，采取了不合程序的增刊方式，而谢朝平是增刊出版的主要当事人之一。这一逻辑可转化为：由于杂志社增刊的“不合程序”，因此谢朝平犯了“非法经营罪”。细心的人会发现，渭南警方的理由可谓“最牵强理由”：杂志社增刊的不合程序，并不是谢朝平事先所知道的，谢朝平知道的只是“能增刊出版”的结果。再者，杂志社的违规责任也不能让谢朝平承担。
其实，从事件细节就可推测事件的真实原因。谢朝平作品《大迁徙》中的主角是渭南地区移民，抓捕谢朝平的也是渭南警察，这样的不谋而合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渭南警方并不是因为谢朝平“非法经营”，而是谢朝平的作品触动了渭南地区的利益。是典型的“因言获罪”逻辑。退一步说，即使谢朝平有“非法经营”之罪，又怎会轮到渭南警方来处理？
这不免让我想到方舟子、司马南、方玄昌，他们因打假而遭暴力威胁。他们遭到恐吓的共同之处在于，因为说真话触动了说谎者的不正当利益。试想，如果他们中的哪位的文章或言论是谎言，当事方完全可以利用事实和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这样不仅可以维权，也可以获得诚信守法的美名，何乐而不为？“不为”的原因是，他们的非法利益不敢见光。打击报复的原因是，自身的不正当利益在真理真相面前无处遁形。
阴暗处的非法寻租，违法的程序操作，一旦被人公然揭发，造假者、腐败者就会不择手段地打击报复揭露人，毁灭各种传播信息材料。这就是为何上述坚持说真话者会遭到打击报复的原因，也是渭南警方以“非法经营”罪，收走谢朝平U盘、书籍的原因。不管是恐吓方舟子的违法分子，还是渭南警方都是在真理面前的恐惧心理使然，是在真理面前的心虚和胆怯。值得注意的是，不但此事背后的不正当利益是我们该警惕的，这种肆无忌惮的权力暴力也是现代社会法治社会所应彻底消除的。
新闻晨报：巧立名目就能对抗舆论监督？
杨涛 检察官
8月19日，55岁的谢朝平被陕西渭南警方从北京家中带走。带走时，警察口头留下一句“涉嫌非法经营”。8月30日，谢朝平的律师周泽从警方获悉，“非法经营”是因为谢朝平自费出版了1万本纪实文学《大迁徙》，那是谢朝平三年的采访成果，记录了三门峡遗民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新京报》9月1日）
2008年1月，因为刊发了一篇批评报道，法制日报旗下的《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遭受辽宁西丰警方以“诽谤罪”立案侦查，警方进京抓记者。而谢朝平的遭遇与朱文娜何其相似，他是检察日报旗下《方园法治》杂志记者（现已辞职），也是因为写了反映地方政府一些问题的纪实文学，遭到当地警方的追捕，而这次罪名是“非法经营罪”。
非法经营罪，是指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当然，在司法解释中，非法出版图书的行为也可以定为“非法经营罪”。不过，谢朝平的行为显然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因为出版《大迁徙》一书是以《火花》杂志2010年增刊的方式出版的，而《火花》杂志是国家正式批准的杂志，至于《火花》杂志在出版增刊时没有报上级审批，那是杂志社的事情，跟作者谢朝平有什么关系呢？再者，非法经营罪也要求行为人主观上要有牟利目的，谢朝平为出这本书，自己支付5万元印务费用，并且是免费送给移民，何来“牟利目的”？
上述疑点，渭南地方政府和警方无法解释清楚，其实他们根本也不需要解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抓人的原因，并非在意谢朝平所谓“非法经营”，而无疑是因为这本书中的相关内容戳到了他们的痛处。据《大迁徙》序言作者龙平川（《检察日报》记者）在序言中介绍，这本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牵涉政治、经济、文化、法治、民众心理等等方面的观照，让我们找到我们生存的社会的痼疾，并探讨治疗的处方”，“又一重意义在于对贪腐的揭露和深恶痛绝，代表了普通人朴素的情感”。当年，《大迁徙》的相关内容就准备在《方园》杂志刊登，但无奈给撤下了，因为渭南的“灭火队”来到了北京。所以，如果说谢朝平是“非法经营”，那只能说他未经渭南地方政府批准，“经营”了“地方政府的难言之隐”。
很显然，这又是一起典型的“以言治罪”的案件。但这次，他们为“以言治罪”披上了“非法经营”的外衣，因为，直接“以言治罪”（比如以“诽谤罪”立案）在今日社会很容易引起公众的质疑——人们对动辄以“诽谤罪”打击报复记者或举报人的行为往往深为反感，而渭南警方不愿也无法证实《大迁徙》内容是虚假的。何况，“诽谤罪”是自诉案件，警方抓捕师出无名。再者，按照最高检最新的规定，“诽谤罪”的逮捕要由上级检察机关决定。因此，渭南警方干脆对“诽谤罪”进行了升级，搞出个“非法经营”来声东击西，既让作者背负经济犯罪的恶名，又令自己逃脱“以言治罪”的谴责。
就在前不久，《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揭露性报道遭某地警方通缉，并被戴上“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的帽子。种种迹象表明，个别地方的权力机关已研制出了“诽谤罪”的各种升级版本，整个社会的舆论监督也将由此面临新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