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德姆塞茨很好，还有法玛也不错，这两个人都是芝加哥的，也许是我个人偏好。施莱佛也不错，他应该可以得一个。去年颁奖的时候他在北京，我碰巧和他在一起，他非常关注颁奖的情况，因为有人也提到过他的名字，但是颁奖颁下来是克鲁格曼。我觉得施莱佛比克鲁格曼强多了。
近年来，每到诺奖公布的时候，网络上都会有议论，为什么没有中国人?您怎样看待这种声音?
许小年：发这种议论叫作不知天高地厚。国际上的经济学研究是大师们在做，中国经济学研究连小学都没毕业，还想拿诺贝尔经济学奖?异想天开。无知到这种程度才能产生这种程度的狂妄。
中国经济学家在这个时代的责任是什么?是应当把基础的学术体系和训练体系建得更完整，还是应当更多关注当下的现实，提出解决方案?
许小年：两者都有。在国际学术界，中国经济学家实际上有一个天然优势———中国30年经济改革的成功，可以做很多实证和理论研究，可以产生很好的学术成果，应该能够形成一些新的理论。但遗憾的是，我们做的研究太少，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的，认真的、独立的研究都做得太少。现在的经济学论文有多少篇是独立研究出来的原发性思想呢?篇篇看上去都是似曾相识。
中国经济学要摆脱矮子状态，需要起码两方面的条件，一个是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没有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不可能出像样的学术产品；第二个就是解决高校体制上的问题。现在高校的教授对真正的学术研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的兴趣点一个是挤进上书房，进宫召对，获得皇帝的青睐；另一个是挤进电视台和酒吧，写一些“心得”、“水煮”的故事，博得大众喝彩，获得商业上的好处。我不反对上书房和酒吧里的经济学，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从高校的角度来讲，要尽快跟国际接轨，建立竞争机制。
激励机制要调整，国家要花钱把教授养起来，别让他一天早到晚为五斗米担忧，到外面去赚讲课费。价值导向不变，学术环境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