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实在天真，对于这种几近白痴的建议，政府当然不会按照他的意见去办，在这点上，大可请茅于轼放一百个心。而对于自己说话时的身份定义，茅先生就更天真了，媒体之所以能够赋予你优先于其它普通“社会一份子”的话语权，正是因为您身份的不普通，是“知名经济学家”，您的自我定位是“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有料可挖，有高见值得参考。否则，媒体怎么会上赶着采访你，让你浪费有限的公共话语资源?
笔者认为，茅于轼的事后声明不可全信，特别是对于接受采访时身份的推翻完全是无效辩解，经不起任何推敲。这种并非反思的无赖式解读，只能使得茅于轼的自我救赎愈加遥遥无期。
有点生活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来，廉租房不设厕所的建议从现实实施到长远发展都存在很多漏洞，但作为“社会一份子”，对于茅于轼的话，我们不能只停留于感慨话语本身的“雷人”和部分“经济学家”的没落。
茅于轼的出发点是防止富人入住，作为一个“知名经济学家”，这个不靠谱的建议起码透露给了我们三个“国家秘密”：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问题上，专家学者在论证了太多次之后，已没有更好更有效的建议;廉租房问题的解决不是朝夕的问题;只有呼吁和建议权而没有实际操作权的专家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相当无奈。
其实，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出现问题，并非政策失误，从前提上说，是部分人的诚信缺失;从根本上说，是审查、管理制度的不完善给了富人钻国家政策空子的机会。所以，考虑到诚信建设是一个长久工程，短期成效不大，那么，着眼于制度完善才是现阶段廉租房和经适房根本的救赎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