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喜欢杀功臣的原因：因为他们有能力去造反

　　
　　那么以亲戚关系来识别呢？从吕后到李世民，从多尔衮到雍正，亲戚的血缘、亲情约束对争夺帝位来说只是很小的成本，成大事者从不会将其放在心上。那能否根据对皇帝是否恭顺这个信号来识别奸臣呢？毫无疑问，真正要造反的人对皇帝也照样会毕恭毕敬，这个信号没有任何意义。那能否逆向思维，认为敢和皇帝争辩的就是忠臣，不敢争的就是奸臣呢？可惜，历史上的权臣是敢和皇帝争辩的，不敢争的依然是忠奸难辨。凡此种种，我们用尽心机也无法为皇帝们找到可从功臣中实施忠奸分离的合理信号，当然更不可能找到分离条件。
　　
　　每个开国皇帝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无法从功臣集团中分离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须想尽办法保证自己的儿孙能顺利继承皇位。为此，皇帝们自然有自己的分离信号来进行分离，将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去，确保江山永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在不能辨别忠奸时，皇帝们选择了实际上也只能是这样一个分离信号：有能力造反的和没有能力造反的。对于皇帝来说，只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杀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无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面临着同样唯一的选择，最后都作出了同样的选择，让我们后人见识了一幕幕闹剧。
　　
　　不要问你想做什么，而要问你能做什么，功臣们天然有罪，谁让他们有能力造反呢。学者们说中国是外儒内法，至少在对待功臣上这话是对的，所有的皇帝奉行的都是防功臣像防贼一样的人性本恶的哲学思想。
　　
　　皇帝必然选择有能力造反和无能力造反这个信号进行清洗，功臣们仅作出不造反的承诺是不够的。为了使自己的承诺可信，功臣们应该交出兵权，在这种行动的承诺下，功臣们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这样皇帝们可安枕无忧，大家也绸相安无事，历史上“杯酒释兵权”就是这一方案的经典案例。应该承认，这一方案是极好的，让很大一部分功臣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但对一个掌握过权力的人来说，这种政治生命的自杀却不是一件容易选择的事情。
　　
　　而且，对那些有极高威望的开国功臣来说，只是交出兵权仍然不可能让上头放心。比如韩信，汉朝建国之初他就被废为淮阴侯，兵权尽无，呆在长安无所事事。即使这样，韩信最后也被灭三族。又如李世民，由于唐朝实行府兵制，李世民平定天下后回到长安其实也没有什么兵权，他在长安的实力不如李建成。但是，李建成可没有因为这样放松对李世民的警惕。
　　
　　为何功臣交出了兵权还要被清洗呢？其实用经济学理论很容易解释这个现象。功臣们的资产除了官位、兵权这些有形资产外，还有不可与其肉体分离的威望、才干、人际关系和势力集团这些无形资产。功臣们交出了兵权，但这些无形资产却无法一起上交。可口可乐的总裁宣称，即使可口可乐的所有工厂被毁，可口可乐凭借其无形资产也能迅速东山再起。同样，韩信、李世民等的无形资产足够让上头睡不安枕了。比如韩信，虽然赋闲在家，类似软禁，但他到刘邦的另一大功臣樊哙家作客时，樊哙还是毕恭毕敬，说“大王乃肯临臣”。
　　
　　樊哙在刘邦功臣中位列第五，又是吕后的妹夫，刘邦的老相识，对韩信如此态度，足见韩信在刘邦集团中的威望了。在历史上，交出兵权应该说抬高了造反的门槛，使皇帝们使用能造反和不能造反信号进行甄别时只能分离出一小部分威望极高如韩信、李世民之类的功臣，大部分功臣在没有兵权后倒真的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也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象刘邦，他杀的就是韩信、彭越、英布等自己曾经独当一面的功臣，还囚禁过独自镇守过后方的萧何，而周勃等战将就逃过了清洗，因为刘邦很明白没有独当过一面是很难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
　　
　　对于韩信、李世民这类级别的开国功臣来说，没有任何信号可以让上头放心，除非上交自己的无形资产，当然这就意味着消灭自己的肉体。如果韩信自杀的话，相信刘邦不会灭他的三族，相反会到韩信的墓前掉下几滴眼泪，说不定还会给韩信的儿子封官，并招为驸马。
　　
　　李世民就很聪明，没有任何幻想，果断地发动了军事政变，杀了自己的哥哥、弟弟和侄子，囚禁了自己的父亲，霸占了自己的弟妹，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国功臣夺取天下的唯一例证（要严格按儒家的标准，被称为一代明君的李世民绝对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儒家的双重标准由此可见一斑）。不过李世民能成功恐怕也因为他是皇族的缘故，遇到的反抗较小，异姓的开国功臣做此事成功的机会就小得多，象英布就失败了。
　　
　　只要是家天下，屠杀功臣是一个走不出的死结。只有在现代民主制度下，一方面通过各种制度限制私人势力的发展，一方面通过领导人的选举，使将军们可以合法竞选最高领导人，才能走出这死结。在选举制度下，通过参选这个信号，有野心和没野心的将军们倒是可以分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