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文史学界出现了讨论为曹操翻案的热潮，如翦伯赞也发表了《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的论文。1959年8月1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严厉批判彭德怀及其“俱乐部”的讲话中说：“秦始皇不是被骂了2000年嘛，现在又恢复名誉;曹操被骂了1000多年，现在也恢复名誉;纣王被骂了3000年了。”[8]
郭沫若写道，自己幼时发蒙读过《三字经》，早就接触到“蔡文姬能辨琴”的故事，但并没有想到六十多年后却把蔡文姬戏剧化。他承认：“我不想否认，我写这个剧本是把我自己的经验化了在里面。”他的《蔡文姬》“有一大半是真的。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不说，想来读者也一定会觉察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可以说，“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9]或许，有种种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但郭氏想表现的最重要的经历、感情是蔡文姬兴奋地对曹操歌功颂德：“我自从回到汉朝，经过长安来到邺下，一路之上，我所看到的都是太平景象，真叫我兴奋。我活了三十一年，这还是第一次看到的。曹丞相对我的这番心意，我是越来越能领会了。我该做些什么事情来报答他呢?”同时，为自己一直沉溺在个人悲欢中向曹操深深忏悔说：“我只沉沦于自己的悲哀，没有余暇顾及别人。我真是万分有罪。”“我要控制我自己，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感激曹操使自己摆脱了一己的悲痛，现在“我觉也能睡，饭也能吃了。我完全变成了一个新人。”[10]这完完全全全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语言。对此，郭沫若仍惟恐读者不察，所以如前所述，在《蔡文姬》的单行本序言中还要借曹操在准备起兵反董卓时曾和工人一起打刀一事对“今天有些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敲打一句：“我是特别重视这件事的。因为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的知识分子就能够重视体力劳动，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请想想看吧，我们今天有些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在一年七八个月以前，不是都还在轻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吗?”
郭氏坦承，写《蔡文姬》就是要为曹操翻案，为了表现“蔡文姬”们经过一番思想改造被曹操“拯救”成为“新人”：“从蔡文姬的一生可以看出曹操的伟大。她是曹操把她拯救了的。事实上被曹操拯救了的不止她一个人，而她可以作为一个典型。”[11]
历史剧于郭氏绝非“发思古之幽情”，从来都有鲜明的现实政治意义。当年的《屈原》确是反专制之作，而此时的《蔡文姬》，则是为自己曾有过的那种“个人主义”向权力者忏悔，是为权力者歌功颂德之作。总之，此剧绝非讽时之作，而是趋时媚权之典范。
[1]郭沫若：《替曹操翻案》，1959年3月23日《人民日报》。
[2]郭沫若：“序”，《蔡文姬》，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第1、3、4页。
[3]郭沫若：《蔡文姬》，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第16、17、34、48、44、35页。
[4]郭沫若：《蔡文姬》，1959年4月15日《羊城晚报》。
[5]欧阳山尊：《从“贺圣朝”到“重睹芳华”》，1959年5月24日《文汇报》。
[6]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
[7]郭沫若：《蔡文姬》，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第60页。
[8]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页。
[9]郭沫若：“序”，《蔡文姬》，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第1页。
[10]郭沫若：《蔡文姬》，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第43、48页。
[11]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