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普遍针对全体高级干部的荐书为学习苏联经济建设道路，毛泽东要求组织上万名高级干部学习苏联相关资料建国初期，在毛泽东看来，能够指引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只有苏联，为此，中央专门要求高级干部有针对性地阅读与苏联经济建设有关的文件资料。比如1952年11月7日中央要求全党高级干部必须立即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因为此书“对于我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有巨大的指导意义”。1953年再次指示全党干部：“学习《联共(布)党史》第9章到第12章”关于苏联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据《人民日报》1953年2月1日的数据称，当时参加学习的高级干部达12700多人，可见其规模之大。
不满邓子恢等人的谨慎，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图书，以求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1955年，毛泽东迫切想在农村实现农业合作化，由于不满邓子恢等人的谨慎态度，他在当年的9-12月亲自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该书于1956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2万余套)。毛泽东为本书写了两次序言，不点名地批评邓子恢等人是看不见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瞎子”，是“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这本书出版后不久，各地农村干部就掀起了“社会主义的高潮”，据胡乔木所说这是因为“1956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1955年冬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标。” …[详细]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1951年10月12日举行“毛泽东选集出版庆祝会”。
为给大跃进清除障碍，毛泽东让县以上干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了给“大跃进”鼓劲，并纠正跃进中一些不符合毛本人判断的现象，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给县以上党委写了一封信，建议他们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针对大跃进，毛泽东不但推荐干部读马列，还推荐干部读诗词。据陈晋介绍：“1958年在成都开中央会议，与会的中央委员和各个省的书记，毛泽东3月7日到成都，第一件事就是参观杜甫草堂，武侯祠，然后会议期间就编了两本书，一本叫《唐宋诗词若干首》，《明朝诗词若干首》，发给大家，大伙都不懂，那个时候都在谈产量、谈煤炭、谈三峡建设，大家不明白为什么毛主席发给我们两本书看，而且是唐朝人写的，明朝人写的，他们都不感兴趣。毛泽东后来就讲了，我们中央工作会议不要一开会就说汇报，就说粮食产量怎么样，可以务点虚，要务虚和务实结合，我们可以解决钢铁问题，我们可以解决粮食问题，同时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谈谈文学，谈谈哲学。这样还有一个好处，若干年以后谁还记得我们议论过煤炭多少吨，钢铁多少吨，但是大家都会对成都有印象，在成都读的两本诗词还可以背几句。”诗词，成了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回避“粮食产量”问题的工具。 …[详细]
“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先后四次向高级干部推荐阅读《郭嘉传》在1959年，毛泽东至少四次向党内高级干部和身边人员推荐阅读《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据董志新所著《毛泽东读〈三国演义〉》一书介绍，1959年3月2日在郑州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讲了郭嘉的许多事情;4月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介绍《郭嘉传》让大家看;5月28日，毛泽东同英文秘书林克谈到历史问题时，又提到郭嘉;在庐山会议期间，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李锐、周惠谈话，再次说到曹操赤壁之战后痛思郭嘉的事情，几天后找李锐等人再次说到郭嘉。
毛泽东为什么会在1959年频繁对党内高级干部提及郭嘉?庐山会议期间他对李锐等人说的这番话或许可以解释：“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良妻。曹操在赤壁大战，吃了败仗，于是想念郭嘉。”又说：“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从当时毛泽东的处境来看，这番话的用意大概有二：一是隐性批评这些人没有尽到郭嘉这般谋士的职责，感慨自己搞大跃进之所以失败，正如曹操在赤壁之时没有郭嘉在身边故而惨败一样;二是希望这些人能够振作，能够为其提供支持。…[详细]
1958年毛泽东在河南视察
为了“斗争苏修”，毛泽东命陆定一将30本马、列、毛、斯著作印成大字本下发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关系日渐恶化，为了让“缺乏必要理论修养”的高级干部能够“增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信心和力量”，1963年12月31日，中宣部请示毛泽东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列斯著作，并列出需要学习的各类著作三十本，其中已被苏联否定的斯大林所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赫然在列。向来反对否定斯大林的毛泽东批示说：“很好，可以立即发下去”。为了方便阅读，他还要求中宣部长陆定一将这三十本书以“大字，线装，分册(一部大书分成十册、八册，小书不分册，中本书仍要分成几册)”的方式印出来，并指示说“希望今年办成。每部印一万份、两万份或者三万份……我急于想看这种大字书。”
大约在同一时期，1964年，《毛主席语录》公开出版，并很快做到了人手一册。毛本人对《语录》的问世非常欣赏，1965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蚌埠同安徽省委同志谈话时，找人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说：“这个本子不错。这本书共有23章，够了，比孔夫子的著作还多，老子的文章也只有5000字，还没有这个本子这么多。马恩列斯文章太长，我主张写短文章。”当安徽的同志表示群众很欢迎这本书，最好一个生产队发一本时，毛泽东说：“好嘛，向中央办公厅要，提不通，到下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提。”正是在毛泽东的提倡下，在“文革”前几年的时间里，该书出版了500多种版本，总印数达50多亿册，就连风靡世界的《圣经》也望尘莫及…[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