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高宜又把他们晾了很久，才带他们进宫。于是使者当廷提出抗议，司马光和吕诲也上奏，请将高宜治罪，但朝廷没当回事。治平元年（1064年）九月二十八日，英宗还赐西夏国主赵谅祚诏书，告诫他今后要精选使者，无使生事。
高宜的无礼和宋廷的不知大势，终于惹怒了西夏，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秋，西夏数次出兵，侵入泾州（治今甘肃省泾川县北）、原州（治今甘肃省镇原县），劫掠熟户，杀掠人畜，数以万计。朝廷于是命令陕州诸州军招募百姓为义勇(民兵)，大有积极备战之势。
这项工作由时任宰相的韩琦来主持。然从治平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初五日，半个月时间不到里，司马光连上六次奏疏，请求朝廷罢刺陕西义勇，甚至到中书省与韩琦当面辨论。司马光在上疏中重新提起康定、庆历年间的事。
“当时朝廷也曾登记陕西百姓为乡弓手。起初张榜公告说只是守护乡里，肯定不充作正规军，可是榜还未收起，朝廷就全部将他们屯戍边州。这些人平素习惯桑麻耒耜之事，哪懂得兵戈，于是每有战事，往往是率先逃命，至正规军紧随其后，每至崩溃。当地官员也知道这些人不顶事，徒费粮饷，遂大加淘汰，将不合格的遣回务农。可是这些人游手好闲久了，便不肯再辛苦做庄稼活，于是体力好的就落草为寇，体力差的则无所事事，流离失所，受饿挨冻。老人们至今说起，仍长叹落泪。现在所谓的义勇，与乡兵有什么区别呢？”朝廷不听，此后十年，义勇运粮戍边，率以为常。
司马光对熙宁年间的对西夏用兵也相当恼火。熙宁四年（1071年）正月初三日，朝廷派仲谔袭击西夏人，而三月初二日，西夏大举反攻，攻陷抚宁（今陕西省米脂县西）诸城，将士战死者千余人。
司马光又按纳不住，上折子不客气地指出“朝之阙政，其大者有六”，其四曰“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得少失多”，只有罢拓土开境之兵，先阜安中国，然后才能征伐四夷。司马光不是不想统一中国，而是鉴于当时国家内政，比如仅财政一项就大有问题，先将内部的事情搞好了，才有余力做其他事。
元祐元年，司马光入相，也还是这一路的思想，连上《论西夏札子》、《乞抚纳西人札子》、《乞不拒绝西人请地札子》等，主张将占领的疆地全部退行给西夏，放弃米脂等十寨，一者可以显示“帝王之大度，仁人之用心”，一者可以平“西人积怨愤之气”，否则一旦他们发飙，“长驱深入，覆军杀将，将兵连祸结”，导致“天下骚动”，虽拥有米脂等十寨，也是无益处。
司马光的放弃米脂的观点确有可议处，五代的石敬唐，将幽云十六州割给北方的契丹，当儿皇帝，背了千古骂名，这事与司马光相距不远，司马光理应不能出此下策，幸而有安焘、孙路以地图力争而止。但司马光主张的“凡边境安，则中国安，此乃国家安危之机，”则是正确的。
司马光的这个双边政见也带进了《资治通鉴》。太和五年，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举城降于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德裕具奏其状，宰相牛僧孺以为不可，他说:“吐蕃疆土万里，失一维州，无害其强。”吐蕃刚派使者和我们议和，现在使者尚未抵京师，我们却就自食其言了，万一反目，吐蕃“不三日抵咸阳桥，骇动京师，虽得百维州何益？”
文帝认为说得对，于是诏德裕遣返降者。吐蕃尽诛随悉怛谋降者男女老幼三百余口于境上，甚至将婴孩抛至空中，用枪槊去接，极其残酷。司马光为此事特意写了一篇“臣光曰”:“唐朝刚与吐蕃议和，就纳其维州。从利的方面说，纳维州是小事而失信于人是大事；从害的方面说，纳维州一事可以暂缓而维护关中安全才是当务之急。
那么站在唐朝的立场上看，应是取害还是取利呢？悉怛谋此举，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他的被诛戮不值得同情。况且李德裕所着眼的是小利，而牛僧孺所着眼的是大义，普通人见利忘义犹感到羞耻，何况是君主。……由此看来，牛、李之争孰是孰非，事实也就很清楚了？”。胡三省注:“元祐之初，弃米脂等四寨以与西夏，盖当时国论大指如此。”
我总是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读历史可以反观当下。读历史中的人，有时还真能找到相似的境界，从而有所比照。司马光的这一段“臣光曰”，正如胡三省所说的一样，虽是说唐事，似乎又是在说宋事。《宋史·司马光传》记载说，西夏部将嵬名山，打算率领横山（今陕西横山）一地的部众归降宋朝，如果可以的话，找机会将西夏国主谅祚擒来归降。
朝旨让仲谔负责此事。司马光上疏极论其不可，说:“以嵬名山现有的部众，未必能制服得了谅祚。如果侥幸获胜了，灭一谅祚，生一谅祚，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不胜，嵬名山必引众归我，我们该如何安置？我担心朝廷不仅会失信谅祚，也将失信于嵬名山。如果嵬名山部众尚多，再回西夏是不可能的了，归顺朝廷又得不到妥善安置，穷无所归，必将占据边城以救其命。陛下难道没读过南北朝时期的侯景之乱吗？”可惜神宗不听，派仲谔发兵迎之，取绥州，结果是朝廷“费六十万，西方用兵，盖自此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