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公著一次出使辽，负责接待的辽国官员问副使狄谘:“司马中丞现身居何官？”狄谘回答说:“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其人说:“不做中丞了吗？听说司马光为人忠诚而光明磊落（忠亮）。”文彦博为北京地方官的时候，曾派人去北面侦查情况。
其人回来告诉文彦博一件事，辽主一次与群臣喝酒，有个衣冠楚楚的伶人大概在演小品，装做道貌岸然的样子，可是见到好东西就往怀里塞。另一伶人从身后一把将他拿住。“衣冠楚楚”扭头对拿他的人说:“是司马光吗？”文彦博在洛阳的时候，亲口对司马光说起此事，“君实清名在夷狄如此”。司马光愧谢。
我想，司马光之所以在契丹享有“忠亮”之清名，除了他为人的梗介外，应当与司马光的双边外交政策有关，也就是说，面对当时“三国”共存的局面，司马光不主张轻动武力，轻开边衅，要武力统一中国，也应等“内治”搞好了再说。元祐元年，司马光入相，辽国人就告诫守边将士说:“中国相司马矣，慎无生事，开边隙。”
宝元元年(1038)，西夏的元昊公然叛宋，边将征巢不成，反大败而归。宋廷相当紧张，康定元年(1040)，计划全民皆兵，建立“乡兵”等民兵组织，在不擅长骑射的两浙地区也要训练弓箭手，设指挥使等。当时司马池在杭州为官，司马光随侍。
22岁的司马光代父上呈奏状，提出五条理由要求在两浙地区不添置乡兵、设指挥使，建议“别无生事”。这个双边外交政策贯穿了司马光的一生，后来的与韩琦争论义勇事，及元祐入相，都是此一种思想的延伸。可是司马光的这个双边外交政策在当时很少有人听，包括范仲淹和韩琦似都不大赞同司马光的意见。
宋仁宗康定元年，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经略陕西，担任西北边境的防御工作，他们主张以强硬手段来威慑西夏，以至边民有“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俗谚。
直至庆历三年(1043)被召还朝廷，范仲淹在西北边疆历阅四个寒暑。范仲淹经略陕西期间，写有一首著名的词《渔家傲·秋思》，时年大约在五十二岁左右。词写得相当凄凉，词曰: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余在学生时代即读过这首词，一直记忆深刻，很喜欢孤城之上听羌管的白发老将军的形象，那是怎样的苍凉与壮阔，又是夕阳满地。后来读《史记》里的“李广列传”，脑里一直挥不去范仲淹的这首词，再加李广的遭遇，怎是一个悲壮了得。
据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记载:“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可惜只这一阕流传下来。
然而不见天下大势的一味强硬主张，往往也会坏事，我没有批评范仲淹与韩琦的意思，国门自然要守，外辱当然要抵御，不然国何以国为？当时在宋夏交界处散居着不少骁勇强悍的羌族部落，他们在宋、夏间持观望态度，所以有不少羌人曾投靠西夏，在元昊大举进犯时为其充当向导。
为争取这些羌人，范仲淹采取的也是怀柔政策，一方面筑堡立寨，切断他们与西夏的联系，派兵保护他们的安全；另一方面竭力招抚他们，族酋长来见，范仲淹亲自接入内室，推心置腹相地谈，并以皇帝的名义进行犒赏慰问。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正月十一日，范仲淹在环州设酒饭宴请款待熟户(已归顺的羌人)、蕃官1072人，论功行赏，奖给他们彩绢、茶叶、银器、衣物等，并与诸羌的酋长订立了互助条约。
范仲淹对西夏的“硬”和对羌族的“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羌族人心转向宋朝一边，甚至有600多名曾经暗地里与元昊勾结的酋长首领受其感召，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领导，使西夏受到孤立，羌人也亲热地称他为“龙图老子”。范仲淹死后，羌人无不悲痛，羌族酋长数百人为他斋祀3日，“哭之如父”。
但当时宋与西夏或者辽的情形，似乎谁也吃不了谁。王夫之评三国人物，懂天下大势的就三个人，在吴是鲁肃，在蜀是诸葛亮，在魏是曹操。一代战将关羽不懂，出守荆州时一味拒曹，不懂联吴的重要，终至吴蜀交恶，关羽败走麦城而身死，引起连锁反映，最后是刘备白帝托孤(详见《如何阅读通鉴》一文)。
范仲淹与韩琦或懂得天下大势，但他们一手提拔起来的赵滋就不懂了。赵滋是一名悍将，打战不要命，“有吏能，所至称治。”当时契丹人在界河捕鱼，或有越界的行为，甚至于大摇大摆地派出十几艘大船从下游运盐穿过界河。宋廷视之为侵犯，认为是不可容忍之事，于是调悍将赵滋出守雄州。
赵滋到了雄州，立即拿出他的好斗手段，派兵船拦截契丹渔舟，并杀死契丹渔夫，契丹渔者遂绝。契丹方面提出抗议，认为赵滋无故生事，要求罢免他。宋廷却反以为能，加以大大地提拔。有个叫李中祐的人接任雄州太守，契丹复在界河捕渔，甚至跑到我方来伐柳书，李中祐在朝廷眼中自然是无能了，要撤换他。
司马光上一折子，指责有些边将，在夷狄附顺的时候，好与之争较细枝末节，而一旦他们发飙，又来息事宁人。北边之所以有事，全是赵滋惹的祸；西边生祸，也罪在高宜。朝廷却表彰此二人能干，边将也跟风以生事为能，此风万不可长。司马光建议朝廷“宜赐边吏，疆场细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轻以矢刃相加者，坐之。”这是一事了。
另一事件发生在高宜身上。嘉祐八年，宋仁宗驾崩，西夏国主遣使致祭，延州（今陕西省延安市）差指使高宜护送使者进京。到了京城，使者要佩鱼，要带着仪仗，高宜不许，使者不从。高宜就把他们关在马棚子里，整整关了一个晚上，又不给饭吃，使者只得同意仍照旧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