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苏期间，被扣上
“托派嫌疑”帽子
左权短暂而光荣的一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人民军队的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他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却与其军事地位形成强烈的反差——直到牺牲，他都是一个背着留党察看处分的“托派嫌疑分子”!
左权在留苏期间，学习成绩优异而且为人正派，因而威信比较高，但因他从不主动向王明靠拢，引起王明的不满。1928年的一天，左权和一些留苏同志一起在宿舍吃了一顿中国饭，王明知道了这件事后大做文章，说他们是“江浙同乡会，有托派嫌疑”。自此左权就被戴上了“托派嫌疑”帽子，受到严格审查。
左权1930年学成回国进入苏区，而王明等1931年在党内取得了领导地位，他们把在苏联的旧账带回国内清算，左权成为当时苏区肃反扩大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于1932年被撤销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之职，并被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此后虽经左权多次申诉，王明始终没有撤销给他的处分。所以“托派”和留党察看成为戴在左权头上十多年的政治“紧箍咒”。
1940年4月朱德回延安时，彭德怀请朱德向上反映，说左权虽为副参谋长，但肩负的其实是参谋长的职务，仅凭这一点，从工作方面着想，也应该拿掉他头上的“紧箍咒”。1941年的一个晚上，左权手拿刚收到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文件，找到彭德怀，流着眼泪说：“王明在中央，我永远也翻不了身!”正如左权的女儿左太北以后所介绍的：“从1932年到1942年，父亲一直在前线。他从来没离过前线，但是在前线他连参加党会的资格都没有，马夫都有资格，他没有。”1941年11月，左权再次写信向党申诉，这封信由彭德怀用电报拍发给中央书记处。然而，中央却一直没有对他的“托派”和留党察看问题进行明确表态。左权牺牲后，林彪非常难过，他对左权的妻子刘志兰说：“左权从黄埔毕业后要是不去苏联就好了!”这委婉地表达出他认为左权是因到苏联才“沾了托派的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