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李先念的预算报告以及其他会议发言作何感想，目前尚无史料可以说明，惟一能够让人们察觉到毛泽东对“反冒进”这种提法不满的，就是他看到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时的态度。
1958年1月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把这篇社论作为“反冒进”的材料，做了许多批语，如“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社论中的“又由于缺少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实际情况了解不够，心中无数，有盲目性，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情当然就容易偏于一面、发生片面性”一句话旁，毛泽东划了3道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又写道：“尖锐地针对我”。他还在会上拿着这篇社论，念一段，批一段。他说：“这篇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评。社论提出的方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的空气，挫伤了积极性。”就在周恩来绞尽脑汁考虑如何让新方案得到毛泽东首肯的时候，李富春从莫斯科传来了苏联政府和专家认为“指标偏高”的意见。“二五”计划的建设规模，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取决于苏联对华援助的规模，以及能否如期提供设计方案，供应物资和设备。所以，莫斯科的态度，让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所提倡的经济发展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