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66年的“王明中毒事件”调查材料惊现民间

　　尘封66年的14件文献，揭开“王明中毒事件”之谜

　　王明以“到苏联治病”为由，于1956年2月抵达莫斯科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国。自1969年开始，他陆续在国外发表一系列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

　　1974年3月，王明将1971年写的《中共五十年》和《“整风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演习》、《“文化大革命”和毛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方针》以及1974年写的《“孤僧”的命运和毛泽东的十大》四篇文章汇集成书，取名《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1975年由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用俄文出版。1979年至1980年，《蒙古消息报》中文版全文连载了此书。

　　1980年12月，由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将王明的《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一书翻译成中文，改名《中共五十年》，于1981年2月内部出版，仅“供中央领导同志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考”，并在中译本的出版说明中强调：“在这本书中，王明坚持反动立场，颠倒是非，造谣诬蔑，对我党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加以歪曲和篡改，对我党一些领导人恶毒地进行攻击，千方百计地为他过去所犯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狡辩，充分暴露出他的丑恶嘴脸。”

　　《中共五十年》可以说是王明反动立场的一次自我曝光。他在该书第二编第五节《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残他的健康》中大肆造谣诬蔑，对延安整风时期的所谓“王明中毒事件”进行恶意歪曲，攻击毛泽东强迫他住院治病，“然后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示主治医生金茂岳用含汞的药物逐渐毒害”他。该书出版30多年来，在国际上造成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其不实之词严重丑化和贬损了中共和毛泽东的形象。

　　几十年来，史学界一直没有找到驳斥王明诬陷毛泽东的确凿原始史料。令人惊喜的是，笔者最近从民间收藏者赵景忠手中发现的当年中共中央调查“王明中毒事件”的原始材料，成为可以澄清这一史实的最确凿、最有力的证据。这批原始文献主要有：

　　一、1943年6月14日的《关于王明患病经过及诊断治疗的讨论》，大32开，9页。铅笔记录稿。参加者主要有：傅连暲（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共中央卫生处处长，时任中央医院院长）、鲁之俊（时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马海德（时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外籍专家）、王斌（时任中国医科大学校长）、李润诗（时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小儿科主任）。

　　二、1943年6月30日的《为王明同志会诊记录》，16开，连封面共15页。圆珠笔记录稿。此文件封面注明“李部长存查”，为李富春存查的原始材料。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也曾提到这份会诊记录。他说：“会诊结论写了两份，一份由我保存，另一份当时经李富春转中共中央。”文件由李志忠记录，7月7日整理好。文件后面并附贴有用铅笔在64开左右的纸上抄写的“毕道文的意见”，共3面，2页。

　　三、1943年8月6日的《委员会记录》，5页，大32开。钢笔记录稿。清楚标明到会人员有：刘（刘少奇）、任（任弼时）、康（康生）、邓（邓发）、李（李富春）、克农（李克农）、连暲（傅连暲）、王斌、鹤峰（王鹤峰，当时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鲁言（廖鲁言，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科长）、一新（陈一新，原名陈绍燧，王明的远房弟弟，时任王明秘书）、金医生（金茂岳，毕业于齐鲁大学医学院的医学博士，时任中央医院妇科主任、王明的主治医生）。

　　四、1943年8月的《有关王明患病经过的报告》，16开，5页。毛笔手书。应为王明的妻子孟庆树所汇报。

　　五、1943年8月14日，主治医生金茂岳写给康生转中央各首长的亲笔信，即检讨书，16开，2页。毛笔手书稿在该信首页右上角写有“弼时少奇及委员会同志阅”字样，应为康生手书。

　　六、1943年8月的《王明同志现病临时诊断和今后治疗初步意见》。12页，16.7cm×29.2cm。圆珠笔手书。

　　七、1943年11月11日的《关于王明同志住院的经过情形的报告》，16开，5页。钢笔手书。文末有傅连暲和石昌杰（时任中央医院党支部书记兼副院长）的签名。

　　八、1944年7月5日王明在中央医院化验室报告单1张。

　　九、1944年7月5日明明（王明的儿子）在中央医院化验室报告单1张。

　　十、1944年7月5日孟庆树在中央医院化验室报告单1张，检验号为00672。

　　十一、1944年11月10日孟庆树在中央医院化验室报告单1张，检验号为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