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突审国民党高级特务：征服“魔鬼”的内幕

　　就在卢汉宣布起义的当天，时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的沈醉，不仅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名，而且手书军统密令，让云南境内所属特务停止抵抗。此外，他还提供重要情报，使得卢汉一举扣押了当日途经昆明飞往台湾的军统大特务徐远举、周养浩、郭旭、成希超。

　　在审讯过程中，沈醉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痛哭流涕，以沉重的心情回忆了自己贫寒的家境和慈祥的母亲，并悔恨自己违背了母亲“可以不做官，但是要做人”的教诲。身为湖南湘潭人的沈醉，记忆力好，讲问题干脆，不但交待了自己的罪行，而且主动检举了他所知道的军统局潜伏在云南、贵州地区的特务人员。昆明市军管会根据他提供的线索，一举捕获了军统贵州行动站站长汪剑英、云南行动站站长王汉文等大小特务40余人，及时阻止了国民党军统特务在云南、贵州两省首府的重大破坏活动。

　　关于蒋介石的“应变计划”，沈醉只知道他所管辖的云南地区。他交待：军统局在云南境内以昆明为中心，布置了两个潜伏组，在滇西南的保山、滇东北的昭通，还建立了两个潜伏组。

　　这样，根据沈醉的交待，云南省军管会掌握了蒋介石为实现“应变计划”在云南境内设立的8个潜伏特务组的情况，经全力抓捕，这8个特务潜伏组的40余人被捕获，仅少数逃往境外。

　　“武装游击计划”，是国民党政权准备在逃离大陆后与新中国政权长期对抗所精心制定的庞大计划，其核心就是以潜伏特务与土匪武装里应外合，迎接蒋介石的所谓“反攻大陆”。

　　沈醉坦白承认：自己在军统局内长期负责暗杀行动，经他逮捕杀害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不下500人。此外，他还亲自指挥对蒋介石不信任的国民党政权高级人物，进行跟踪和暗杀。例如卢汉起义之前，军统局早已察觉，沈醉奉命亲自安排了对卢汉的监视，还准备好了暗杀计划。他们在卢汉公馆对面买下一幢别墅，对其进行全天监视，并从各个角度布置了杀手，随时准备暗杀卢汉。后来，因为蒋介石始终没有下命令而作罢。

　　除了交待情况与坦白罪行外，沈醉还向解放军方面审讯人员提供了徐远举、周养浩等特务的情况，使得审讯工作进展顺利。

　　一次， 审讯人员讯问沈醉，“徐远举多次表示愿意好好交代问题，但谈得不好。周养浩思想沉闷，10多天来，我们给你们讲政策，他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为什么呢？”

　　沈醉略有思考后，回答说：“徐远举平时的为人，对上很圆滑，对下非常粗暴，犯了众怒。他想交代问题，但怕罪恶太大，又怕别人往他身上推，自己说不清楚。至于周养浩嘛，主要是顾虑自己亲自参加执行了重庆中美合作所大屠杀和杀害杨虎城先生的罪恶行动，感到自己罪恶太大，共产党政府绝不会放过他，因此，只等一死！”

　　沈醉所提供的线索，为审讯人员掌握徐远举、周养浩两人的思想情况，加强政策攻心，提供了重要帮助。

　　吞吞吐吐，徐远举、周养浩半推半就交待

　　在被扣押的军统特务中，徐远举、周养浩职务最高，掌握机密情况自然也是最多的，所以，他们的恐惧心理特别重，交待问题时，吞吞吐吐，避重就轻，思想包袱很沉重。

　　在审讯徐远举时，他东拉西扯，不着边际，一会要求批准他去西昌，参加解放西藏的工作，戴罪立功；一会儿又请求到东南沿海，准备协助解放军攻打台湾，立功赎罪。周养浩则摆出一付随时准备拉出去参加公审、上绞刑架的架式，一问三不知，企图抗拒到底。

　　针对这两个大特务的情况，审讯人员根据掌握的内部情况，采取攻心政策。审讯人员对他们采取内松外紧的管理方式。在监禁院落外面，警戒森严，滴水不漏；而在院内和住所内，对他们的要求则比较宽松。看守所为他们两人各安排一间房子，免去他们戴刑具之苦，还可以叫他们在院内自由行走。

　　在生活上也尽量优待，除搞好伙食外，还允许他们自己开小灶，改善伙食。

　　审讯时，为减少他们的对立情绪，工作人员一般不用专设的审讯室，而是在院子里、住宿地等场合，采取谈话、写材料，甚至是聊天的方式。有一天，解放军审讯人员与徐远举在其住宿的监房里谈话，由于谈话时间长了，两人都有些困意，便很随便地躺下来继续聊……后来两人竟在交谈中睡着了。

　　正是通过这样一些特殊手段，审讯者与被审讯者之间的距离渐渐拉近了。

　　在采取宽大政策的同时，解放军审讯人员还适时地“敲打”他们，不让他们留有任何侥幸念头。

　　审讯人员对徐远举说：“在西南的军统系统中，你的地位最高，了解的情况最多，你不主动讲，别人能不讲吗？到那时，你就被动了！”听完这话，徐远举会意地点点头。

　　对周养浩，审讯人员则明确告诉他：“你的罪恶多，杀害杨虎城将军和中美合作所大屠杀，你都参与了。但是，越是重大罪恶，一般都是由你的主子蒋介石、毛人凤作主，你仅仅是一个执行者，主要责任在上面。你只要积极配合，还是可以争取宽大处理的！”听了审讯人员的动员，周养浩的眼睛一亮，心底里闪现出一丝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