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头子们的结局：一个军事政治集团的始末

　　北洋军阀是一个封建性很强的军事政治集团，从1912年到1928年统治中国达16年之久。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武夫横行，兵连祸结，社会秩序极其混乱。造成这种局面，北洋军阀各派系的头子自然难辞其咎。因此，他们虽然手握大权，显赫一时，也难免被时代潮流所抛弃，遭到可悲下场。不过，作为那个时代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的佼佼者，他们也多少做过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由于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些人有的保持了晚节，有的虽然晚节不保，老来也多少有所悔悟，给人们留下反思的好材料。

　　袁世凯：帝制自为，臭名远扬

　　袁世凯是北洋军阀创始人，他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逐渐建立起一支拥有数十万近代化装备的军队，因其担任过清政府北洋大臣，故称北洋军。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凭藉自己的实力和手段，取代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袁世凯当政的四五年里，中国还维持着统一的局面，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有一定进展。但袁世凯不是民主政治家，而是封建专制独裁者。在他当政时期，国人要求民主共和的呼声居高不下，袁世凯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做了独裁总统还嫌不足，竟然要恢复帝制，一心想过皇帝瘾。为了掩盖野心，袁世凯指使党徒亲信，煞有介事地搞了一系列“民主”把戏，请愿啊，选举啊，推戴呀，劝进呀，不一而足，而他则假意推却再三，装出一幅不得不顺从民意的样子，似乎是为了救国救民才不得已当皇帝。但这骗局很快被揭穿，袁世凯的伎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弄得众叛亲离，国人唾骂。1915年12月25日，也就是袁世凯宣布接受推戴书的第十三天，蔡锷在昆明发起护国战争，矛头直指独夫民贼。袁世凯派往镇压的军队，不愿为帝制卖命，士气不振，败绩连连。有一个亲信大将陈宧，奉命前往四川指挥作战，临行前曾特地向袁世凯先行三拜九叩头大礼，说是怕袁世凯登基时他来不及，要先朝敬一下，其虔诚之心可见一斑。可是眼见全国反复辟声浪一浪高过一浪，陈宧也变卦了，竟在前线发出讨袁通电，宣布罢兵言和，与袁世凯决裂。袁世凯的左右手段祺瑞、冯国璋也采取消极态度，抵制帝制，使之再也无法调兵遣将。袁的弟妹联名登报声明，宣布脱离兄弟兄妹关系。这时，原先支持复辟帝制的列强，也感到中国民心难违，而狡猾地改变了态度。袁世凯完全陷入内外交困、孤家寡人的窘境。1916年3月22日，他在无可奈何之下，宣布取消帝制。从登基到取消帝制，袁世凯只做了83天皇帝。为此，他忧愤交加，竟一病不起，于6月6日溘然病逝，结束了他极不光彩的一生。

　　袁世凯死时只有57岁，尚在壮年。他一向身体健壮，无病无痛。做过总统秘书长和国务总理的张国淦后来回忆说，跟袁世凯吃饭会撑死，跟蒋介石吃饭会饿死。因为蒋介石信奉基督教，生活很是清淡，宴席上往往浅尝辄止，其他人也就不好意思多吃了。而袁世凯则食量很大，据说一天能吃16个鸡蛋，早餐6个，中餐6个，晚餐4个。每逢宴请，主人大块朵颐，客人自然跟着多吃些。那袁世凯为何死得这么快呢？据考证，袁世凯是在护国战争发动以后，因精神压力和劳累过度、家庭纠纷多方面影响，身体才渐渐差起来的。先是日不思食，夜不能眠，精神困倦，萎靡不振，后来尿路感染，小便不通，而又延误治疗，最后病死于尿毒症。死后又未及时安葬，竟致尸体腐烂，臭气熏天，如同他的名声一样。

　　袁世凯的可悲下场，根源于他的专制独裁意识。他沉迷权力，权迷心窍，以致成为民国史上第一个独夫民贼。着名民主革命家黄炎培事后发表文章，“我教育界看袁世凯”，总结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教训，认为：“凡违反大多数人心理的行为必败；欲屈天下人奉一人，必致天下人敌一人。”这是讲他违背民意，逆历史潮流而动，必无好结果。

　　袁世凯死后，按照修正选举法，打开“石屋金匮”，原任总统写在“嘉禾金简”上的继位人有三个，即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黎不属北洋派，但他作为副总统，是当然的继位人。段、徐是袁的得力干将，自然在继位人之列。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曾起劲鼓吹帝制，一心想当皇太子，为何没被列为接班人呢？原来，袁世凯在帝制失败后，也对当总统的风险有所感悟，生前曾对人说过：“自古君主传不到几代，往往受不测之祸，我何苦以此等危险之事，加之子孙。”所以他叮嘱儿孙们“远离政治，永不做官”，并派人偷偷地把本来写在“嘉禾金简”上袁克定的名字换掉了。这也可以看做是袁世凯的临终遗嘱吧！

　　段祺瑞：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

　　根据袁世凯生前的安排，黎元洪成了中华民国的第二位大总统，段祺瑞仍做国务总理。黎、段出身派系不同，所依靠的外国势力也不同，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一年之后，因参战问题引发“府院之争”，张勋乘中央混乱之机，用武力发动了辛亥之后的第二次帝制复辟。段祺瑞暗中支持张勋复辟，借助张勋之力赶走了黎元洪，然后又利用全国反复辟形势，不失时机地进行讨逆，平逆之后，仍以国务总理身份，独掌中央政权。

　　段祺瑞，安徽合肥人，早年从军，曾留学号称世界第一流的德国柏林军校，并在克虏伯炮厂实习，回国后先在北洋军械局工作，后随袁世凯练兵，是袁的第一号助手。历任北洋军3、4、6镇统制（师长），保定军校及其他陆军各校校长，陆军出国留学人员主考官和历届陆军总长。所以，段祺瑞有实力、有才干，资历及人事关系也极为深厚。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为官清廉，作风干练，本可以成为治国良臣，而不是乱世枭雄。可惜，段祺瑞也像袁世凯一样，热衷于专制独裁，做了很多不得人心的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和平呼声很高，中国人民也热切盼望有个安定环境。而段祺瑞却穷兵黩武，到处征战。1919年南北政府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有识之士为之奔走呼号，段祺瑞则指使部属屡起战端，蓄意破坏和变条件，使会议无法开下去。同时，为了获得扩军备战的军费，段祺瑞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向日本大肆借款。各种借款达5亿多元，其中仅他的日本顾问西原龟三经手的，就有8笔1.45亿日元，史称西原借款。日本以借款为条件，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和交通。1918年5月，北京政府签署《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又使日本取得中国驻兵权，事后大批日军开进满蒙。同年9月，日本将其占领原先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写成秘密换文，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段政府居然表示“欣然同意”。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以此为据，将山东权益判给日本，并写在了凡尔赛和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