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押解改造日本战犯：不跑一个，不死一个

　　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看押部队和管理所对战犯采取了相应措施：增加了固定哨，加强了流动哨；围墙电网昼夜放电，以防外面劫狱；管理所利用广播加强宣传，对战犯进行形势教育。当日本战犯听到“美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朝鲜人民必胜，美帝国主义必败”的广播时，有的战犯用棉花团堵上耳朵拒听，有的讥笑说是“胡说八道”，是“欺人之谈”。有一次，部队同管理所组织防空演习，事先没有告诉战犯，他们真的以为美国飞机来了，又惊又喜。惊的是怕在这紧急关头我们实施民族报复手段，喜的是美国空军来搭救他们，马上就可以获得自由了。后来一看不是那么一回事，又都垂头丧气不吭声了。

　　根据朝鲜战场形势的发展变化，在我志愿军出国参战的前夕，周总理命令战犯管理所北迁。1950年10月18日和19日，将战犯分成两批全部转移到当时的松江省（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当时怕引起战犯误解发生问题，转移押解之前，由所里通过广播，告诉这次北迁是为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等形势好转后还要回来。战犯听了议论纷纷，公开要求无条件地释放他们，不然将来他们要到联合国控告。有的怀疑北迁是假，秘密处决是真，吓得胆战心惊。为了不使战犯产生错觉，这次转移押解，没有戒备森严，没有造多大声势，一路上不动声色，就像一次平常坐车旅行。但越是这样，他们越是心生狐疑，一路上不住地观察动向。直到发现一切正常，没有什么异常现象，才逐渐放下心来。到哈尔滨后，将校级战犯关押在道里监狱，尉以下的战犯大部分关押在呼兰县监狱，伪满战犯关押在道外景阳街看守所。

　　1950年10月25日，我国政府庄严宣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将跨过鸭绿江参战。战犯一听到这消息，高兴地得意忘形，说这下好了，美国进攻中国找到借口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他们认为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若同美英为首的联合国军较量，好比“鸡蛋碰石头，自取灭亡”。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在狱中大闹特闹，呼反动口号，唱反动歌曲，遥拜天皇，绘制日本国旗，联合签名递抗议书，对我哨兵高声叫骂，有时用拳头砸铁窗，歇斯底里地喊叫。他们还利用放风的机会，互相传递纸条，密谋勾结监外日侨越狱暴动，妄图在美国攻占东北时来个里应外合。

　　为了达到对日本战犯改造的目的，首先要压下他们狂妄嚣张的气焰，整顿监规，制止闹监。他们闹监是有组织的，带头的是伪满锦州警察局警正鹿毛繁太。此人极端反动，武士道精神十足。东北公安总处处长汪金祥决定抓住这个典型，找鹿毛繁太谈话。汪金祥还没来得及问话，鹿毛繁太就气势汹汹地问：“我是战俘，凭什么关押我？你们懂不懂国际法？”

　　汪金祥说：“你既然懂得国际法，那就请你回答，国际法哪一条规定一个国家可以侵略另一个国家？”

　　鹿毛繁太说：“我是来帮助满洲国维持治安的。”

　　汪金祥说：“中国人民什么时候请你们来维持治安的？”

　　鹿毛繁太说：“我是奉天皇陛下的命令。”

　　汪金祥说：“正因为你们忠实地执行日本天皇的命令，所以你们是名副其实的战犯。”

　　鹿毛繁太虽然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由于汪金祥依照法律严厉予以驳斥，鹿毛繁太未敢继续顽抗，只得表示检讨。回监房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写了4遍才写出来。汪金祥决定趁热打铁，又要鹿毛繁太在战犯大会上公开检讨。鹿毛繁太无可奈何，只得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保证以后不再闹监。鹿毛繁太在战犯中被称为“大和魂的榜样”，未料也在中国人民面前低下头来。这次大会对所有战犯起了极大的震动作用。为了利用这个典型，管理所所长孙明斋乘势组织座谈讨论，要所有闹监的战犯做出检讨，保证接受管理改造。这时我们在朝鲜战场上已经取得胜利，随即向日本战犯宣传我军强大的反攻，迫使美军不得不步步南撤的战争局面，打掉他们的幻想。同时开展政治攻势，鼓励表现好的、批判表现坏的，使这个似乎“铁板一块”的“战犯营垒”，开始发生分化，许多战犯写了检讨，一些尉级战犯，主动反映情况，揭露一些将校级战犯的所作所为，从而孤立了极端顽固分子。从此以后，我们掌握住了他们的思想动态，闹监现象也平息了下来。

　　这些战犯不可能轻易屈膝认罪，他们虽不敢闹监，但在暗地里却相互散布：“难忍者忍之，难受者受之，十年后日本国旗还要在此地上空飘扬。”一些战犯背后说：“侵华战争是日本全民战争，如果说我们有罪，日本人民都有罪”，“我们是执行上官的命令，个人没有责任”，“日本政府已向全世界谢了罪，我们没有义务再谢罪”。可见他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妄想多么根深蒂固。要使他们认罪，单靠管理不行，必须攻破他们的反动思想。因此，我们采取了促使他们认罪服罪同教育改造结合进行的方针，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根据他们的表现，实行争取下层、分化中层、动摇上层、孤立反动的做法，采取先尉级后将校级，先小批后大批的步骤，以及抓典型促一般的方法。从1951年开始，管理所开展了认罪活动。管理所的同志一方面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对他们实行人道主义待遇，不歧视、不侮辱、不打骂，尊重他们的人格，生活待遇适当从优，从日常生活中体现我们的政策。同时揭露他们侵华战争的种种罪行，批驳他们的反动思想，宣传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和有关法律，从思想上给以强大压力，引起这些战犯强烈的思想斗争。

　　首先起来交代罪行的是一些尉级战犯。他们经过教育逐渐认识到，侵略中国完全是受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害，不仅交代了自己的罪行，而且敢于起来揭发他们上司的罪行。有5名尉级军官，他们原属日军第六十五师团和第一一七师团，起来揭发日军师团长铃木启久、岸川健一，旅团长下枝龙南等5名将级战犯。指出他们在侵华期间，大肆推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并且大批屠杀我国无辜群众、强奸妇女、烧毁村庄、掠夺财物等等罪行。这些揭发，在战犯中又是一次震动，一些将校级战犯背后对“杀身成仁”，还是认罪服罪，动摇不定。管理所的同志抓住这一时机，因势利导，选择认罪较早、态度较好、职位较高的古海忠之，促使他在战犯大会上公开坦白认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