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狐狸”阎锡山：统治山西38年的“土皇帝”

　　日军占领太原后，继续向晋南进军。在打通同蒲线后，便移兵津浦路徐州方面，山西局势相对稳定下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改变了侵华策略，即对蒋介石的国民党采取了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集中力量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与此相应，驻晋日军也提出了“专打八路军，不打晋绥军”的口号，还提议把掠夺的西北实业公司及其他工厂49％的财务还给阎锡山。日方的这一策略对阎锡山具有极大的诱惑力，阎日矛盾得到一定缓和。但是，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在不到降日就不能生存的情况下，决不愿意做汪精卫第二，他开始对日本采取消极避战、保存实力的方针。

　　1940年，日本先派汉奸白太冲偕日军特务小林高安来打探虚实。随后，又多次派人与阎锡山直接联系。阎为了生存，也开始从对日妥协中寻找出路。面对日本的“秋波”，阎自然“不忍”拒绝，随即“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将日本两个战俘连同自己的族孙阎立仁秘密护送到太原，表示对日军的“合作诚意”。对此。日本兵务局长田中隆吉授意太原日军。“只要阎锡山肯投降，要什么答应什么，暂时不必计较条件”。这样，双方开始进一步高层接触。

　　1940年11月，阎锡山派赵承绶与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谈判。赵提出了“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原理”的4项原则，并要求日方给阎军装备30个团。在次年3月的又一次谈判中，赵又代表阎提出要日军让出孝义县的要求。日本为了让阎投降，经过讨价还价，同意了阎的部分要求，决定为山西补充30万兵力，由伪南京政府补充大批枪支弹药及所需军费。日军也让出了孝义，阎锡山便与日军签订了“汾阳协定”，双方各行其是。

　　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对日阎勾结早已得知，派人对阎进行严密监视，同时答应给予阎锡山兵源、物资上的补充。在晋系内部，许多将领并不赞同阎日相互勾结，就连阎最亲信的赵戴文也表示：“我向来是一切都服从他（阎锡山），但这件事不能再和他含糊了。”一般高级干部也纷纷表示反对阎锡山的做法，请赵戴文去向阎陈情。赵戴文于是对阎锡山说：“如果你投降，我就跳黄河而死，决不跟你回太原。”阎锡山眼见投降日本太不得人心，不得不暂时放缓了对日勾结的步伐，还被迫做了防御日军进攻的准备。他虚张声势地提出了“晋西大保卫战”的口号，动员所有力量开赴前线，作出了要积极抗日的样子。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日军对阎锡山进行了最后一次诱降。而此时的阎锡山急切想恢复他在山西的统治，但他意识到单靠自己的力量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必须借助日方的支持才能重做山西的“土皇帝”。于是，阎锡山提出了寄存武力的没想。所谓“寄存武力”就是日本把武力寄存在中国，日军在投降前穿上中国军队的服装，改成中同军队的番号，武器仍由日军掌握，帮助中同军队“剿共”。这个荒唐的设想却得到了以城野宏为首的部分驻晋日军的赞同。于是，阎日狼狈为奸，演出了一出“日阎合流”的丑剧。双方经过谈判，最后达成协议：驻晋日军编成部队归阎锡山指挥，阎对于留用的日本军人，全部给予军官待遇，并在日军现有级别的基础上提升三级。阎锡山对此协议非常满意，迫不及待地要求日军帮助他维持“治安”。为了欺骗人民和社会舆论，他将日军武器上的特有标志去掉，打上了“晋”字钢印，还把日军出操时架枪的情况拍成照片送报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对阎的此举不仅不加以追究，反而授以“受降模范者”的称号，予以奖励。

　　但是，阎锡山希望通过日本人来维持他在山西的统治不过是一个美梦而已，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他们先后被人民解放军消灭。在晋中战役中，残留日军主力被歼，其残余势力也在太原战役中被彻底消灭。

　　与共产党口是心非，既联共又反共

　　阎锡山在“三颗鸡蛋上跳舞”，目的就是要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当日本人对他虎视眈眈，而蒋介石又从未断过消灭异己的念头时，他想到了中国共产党。他感到，借助共产党的力量保卫山西，也许是一条可行之路。他对人说：“东北失守后，张汉卿退出了东三省。坚持抗战的都是共产党，没有一个国民党。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山西抵抗不了，蒋介石也不抵抗，怎么办？”言下之意，保卫山西不得不依靠共产党了。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十分了解阎锡山的心病，决定争取阎锡山共同抗日。1936年，毛泽东给阎锡山亲笔写了一封信，由被俘的晋军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送给阎锡山。毛泽东在信中反复陈述了红军的抗日诚意，针对阎蒋矛盾的激化，对阎锡山陈说了利害。与此同时，晋军其他主要高级将领赵戴文等也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民主人士朱蕴山也两次到太原向阎锡山进行疏通。这一切举措对处在举步踌躇中的阎锡山产生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