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战犯改造：白公馆内，国民党战犯明争暗斗

　　在所有囚犯中，徐远举成了抗拒改造的典型。

　　一次，徐远举居然向管教干部提出取消哨兵、犯人进入监房自由的无理要求。听了刘祥伦科长的报告后，西南公安部第一处处长、老红军段大明（后任重庆市市委书记）来到白公馆，厉声呵斥道：“听说你吹胡子瞪眼睛地要什么自由。你徐远举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你自己清楚，人民政府清楚，老百姓也清楚。在这里，人民政府给你们按中灶标准开伙，你过去对被你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共产党也是这样的吗？徐远举，你回答我，你给了我们的同志多少自由？你还要我给你什么自由？”

　　一番呵斥，镇得徐远举哑口无言。

　　白公馆内，国民党战犯的明争暗斗

　　这年夏天，沈醉也从昆明转押到白公馆。他在回忆录里写道：“1939年，在我担任军统总务处长时出面从早已赋闲的原黔军师长白驹手中买下了他的这座公馆，改造成了关押要犯的监狱。共产党的许多地下工作者，如江竹筠、许云峰（原文如此--作者注）、叶挺等，都在此关押过，我自己也曾多次到这里来视察过。真没想到，过去用来关押别人的地方，如今却成了关自己的地方。我感慨万千地想，社会的变化竟是这样的不可思议，这样的巧合！当我被押进楼房时，徐远举、周养浩等人都惊奇地围过来问长问短。他们是早些时候被押来重庆的。当时正是镇反的高潮，我想，他们几个原是在重庆进行大屠杀的主持人，一定是押回来公审镇压的。没想到他们都还活着，我感到既惊奇，又高兴。”

　　其实，沈醉和徐远举、周养浩的关系并没有回忆录里写的那么好。非但如此，他们还曾恶眼相向，视若仇人。

　　沦为共产党的阶下囚，每个战犯最担心的就是：共产党什么时候杀掉他们？尤其长期从事职业特务的沈醉、周养浩、徐远举等人最为敏感，说话做事都格外小心，生怕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向政府打小报告。

　　偏偏在这紧张的时刻，却发生了一件大事。一次，粗心的审讯人员提审完周养浩，让他在笔录簿上签字时，中间夹着对他处理意见的草稿，上面写着“建议判处死刑”，还附有沈醉的揭发材料。

　　周养浩看后胆战心惊，尤其痛恨出卖自己的沈醉。想到自己反正必死无疑，临走之前，也得拉上一个垫背。被押回监房后，他怒气冲冲，提起一张小板凳就往沈醉头上砸去。幸亏宋希濂反应快，伸臂一挡，凳子掉到了地板上。

　　宋希濂、徐远举急忙将周养浩拉到一边，问出了什么事。周养浩指着沈醉大骂：“问他，这个党国叛徒，无耻小人！”

　　听他这么一说，监房里突然凝固了一般，谁也不吭声，充满仇恨的目光聚集到了沈醉脸上。稍顷，徐远举对宋希濂一声大喝：“你他妈的真是多管闲事！”

　　宋希濂、徐远举马上猜到是怎么回事了。沈醉当然明白周养浩为何对自己陡起杀心，苦笑着说：“我是交待自己的问题，有联系的人和事也得说清楚才过得了关。我们过去干的事，你不说，共产党也弄得一清二楚。我们这些人反正是活不了，共产党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我杀人最多，交待杀一个和交待杀一千个是一样的结果，倒不如竹筒倒豆子，记得多少就说多少，涉及到谁就交待谁。”

　　此话惹恼了旁边的徐远举，他冲沈醉喝道：“我是个大炮筒子，先把招呼打在前面，既然大家都是必死之人，从今以后，在共产党面前最好还是各人说各人的最好！如果出卖同志，对不起，老子阴曹地府做鬼也饶不了他！”沈醉成了众矢之的，自然不敢和他硬顶。幸亏王陵基出来说话，才算帮他解了围：“看你几爷子硬是吃多了，早晚都要去丰都城做鬼，还认真个锤子！”

　　当时这批战犯的生死，只在共产党的一念之间。在这一特定时期，每个人的神经都敏感到了极致。徐远举更是如此，他甚至产生了疑人盗斧的心理，觉得怎么看宋希濂也像是在政府面前说了自己的坏话，因此把宋希濂也归入沈醉一类，尤为憎恨。

　　检讨会：“倒脏水”

　　新的生活开始了，一切都很陌生，一切都得从头学起。这里是现成的监狱，有高墙、有铁窗、墙上还有“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勿怨勿悔”等攻心标语。这一切都是过去徐远举大权在握时他的部下制造的，共产党只不过照原样儿拿来对付他们。

　　不同的是，共产党的管教人员不仅不打骂犯人，拉屎撒尿也不用在门边喊报告。有时管教人员蹲在院坝上抽烟或吃饭，见学员走过，还会喊着他蹲下聊聊天，问学员的经历，或是家庭情况，介绍共产党的政策，谈思想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