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脱的战犯？日本战败后裕仁天皇为何没有退位

　　这些将天皇剥离于任何战争责任的努力，超出了天皇自身的期望，导致失去了利用他澄清历史记录的机会。

　　成功赦免天皇战争责任的行动毫无限度。裕仁不仅以无辜的面目出现，摆脱了任何可作为战犯起诉的正式行为，他还被打造成了近乎圣洁的人物，甚至对战争不负有道义责任。对于思虑更深的内部人士来说，这样的实用主义就更令人苦恼。例如，在1946年初写给杜鲁门总统的长篇报告中，美国国务院驻东京代表乔治·艾切森（george atcheson）直率地陈述他的主张：“天皇是个战争罪犯”，而且“如果日本想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就必须废除天皇制”。尽管如此，艾切森也相信，在当前的局势下，维持天皇制、免除裕仁的战争责任，才能避免社会的混乱和最好地发挥民主。他大胆进言，天皇退位可能是将来的善策，但是最好推迟到宪法修正实现之日。

　　此后不久，艾切森就在一次飞机失事中殒命，没能见证后来的天皇退位风波。尽管1946年9月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天皇现时无意退位，但是他退位的可能性在此后两度重现。1948年，当东京审判临近判决之时，天皇的道义责任问题被旧事重提。

　　美国人照常要压制天皇退位的主张。1948年7月，尽管菲勒斯已经退休，并且于一年多之前就离开了日本，他还是火速给寺崎写了一封私人信函，表达他对“美国新闻频繁言及陛下退位”的警戒。

　　天皇的心腹老友木户幸一曾经告诉他要一直准备着的时刻。木户在1945年12月离别天皇入狱之时强调说，皇室的荣誉，要求裕仁负起败战的责任，但是只有当占领军撤退、和平条约缔结、日本恢复主权之日，才是履行责任的适当时机。1951年10月，仍在服刑期间的木户幸一，在日记中记录了他曾经给天皇写信，重申以上观点。他忠告说，退位是“服从真实”的行为。它将安慰包括被处刑的战犯家人在内的战争遗属，并且“对以皇室为中心的国民团结做出重大的贡献”。木户写道，如果天皇未能把握此次时机，“最终结果将是唯独皇室不承担责任，这将导致莫名的情绪滋生，可能会种下永久的祸根”。

　　木户幸一对天皇的战争责任的见解，与大多数日本人一样，是内心的真实想法。天皇应当“为战败”承担责任。他应当清算历史，并向以他之名发动的战争中受苦、死去或失掉亲人的臣民谢罪。以此方式，他将会清除在日本历史上最恐怖的时期中沾染在天皇宝座上的血迹。

　　然而时运往复，这次并没有麦克阿瑟这样的铁杆儿人物撑腰。11月，消息传回木户那里，天皇正认真考虑退位，并且再次受到周围人士的鼓励。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在迎接盼望已久的主权回归的致辞中，天皇表明了他继续在位的意向，丝毫也没有提到他个人的战争责任，尽管在原先的文本中包含了“朕为败战的责任向国民深为致歉”的表示。为何谢罪的言辞最终被删除？因为，据说天皇被一位顾问的巧妙设问所说服：“现在陛下还何须以如此强烈的语气谢罪呢？”

　　（本文摘自：《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 作者：[美]约翰·w.道尔/著胡博/译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