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4日,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遵命北移的皖南新四军9000名官兵,在7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重围之下,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战死或被俘。特别是那些不幸落入敌人魔掌的女战士,在敌人的牢狱里,凭着革命者大无畏的胆识和精神,一方面蔑视敌人的刑讯,适时地给以舌剑唇枪的还击;另一方面还要千方百计地抚慰自己受难的战友,相互鼓舞,团结对敌。当她们身临敌人的刑场时,在生命最后一刻所迸发出来的火花是那样的绚烂和璀璨。她们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壮丽的人生诗篇。
集体交白卷
江西上饶东南10余里,靠近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附近的周田村、茅家岭、李村、七峰岩,是上饶集中营关押新四军被俘人员的各监狱所在地。三战区情报专员、大特务张超担任集中营主任,被俘的新四军官兵被编为2个大队6个中队,大队长、中队长、指导员都由受过训练的国民党特务担任。被俘的新四军女战士编为一个队,通称“女生队”,属于中队管,和四中队被俘人员一起被关押在上周田和下周田两个村里。这里四面环山,周围十几里范围内都无村庄,非常隐蔽。村里的老百姓都被赶走了,关押战俘的民房门窗被堵死,仅留一个出入的小门,周围架上铁丝网,由受过特工训练的宪兵站岗。屋里砌了一条长炕,十几个人沙丁鱼似的挤在一条炕上,盖的是搜罗来的烂棉絮,上面爬着跳蚤、虱子,每日两餐吃的是掺着沙子的霉米、杂粮和一盆没有咸味的菜汤。被俘人员每天除抬石头、平操场、砍柴火、盖泥房外,还有“两操三讲堂”。清晨天不亮就要起床,风雨无阻地赶到几里外的大操场受训,国民党三战区派来的“教官”,打着“总理遗训”、“三民主义”的幌子,宣扬“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主义,污蔑“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新四军违反军令、军纪,必须制裁”等等。
经过了几个月的“军政训练”,张超和他的大小特工们,绞尽脑汁,举行了一次课堂测验。第二大队的第四、五中队都被集中在大课堂里,各队的特工们也都来了,宪兵们如临大敌,人人提着枪在课堂周围晃动。张超亲自参加监考。当被俘人员打开卷子一看,全是简单的是非、填空、问答题,但题题都是陷阱,如果照答,那就等于填写了一份自首书。
正当女生队的毛维青、沈巧、季白薇、杨瑞年、施奇、汪任求、李翠兰、田金炜等几十个被俘的新四军女战士苦于难过这一关时,坐在毛维青身边的女生队党支部书记李捷小声对毛维青说:“挨时间,集体交白卷。”对呀!多巧妙的斗争方式啊!毛维青立刻传给旁边的人,一个传一个,很短时间内,参加测试的女战士们都知道了。于是,大家装着托腮思考的样子,或用铅笔头把考卷、桌子划得咚咚响,那些监考的特工还以为大家在动脑筋,写答卷哩!
5分钟、10分钟过去了,中队长曾恭生到女生队一看,试卷上一字未写,顿时睁大了三角眼,低声威胁说:“快写呀!这么简单的题目,还用得着那样费劲思考?中国不就只有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吗?你画上个'十'字不就完了吗?如果搞什么名堂,哼!回去当心你们的狗命!”
下课铃响了,女生队全都交了白卷。曾恭生前来收卷子,一张又一张地翻看女生队的考卷,却没有找到一张写上字的,连卷子上的姓名都未写。他气得狗脸像猪肝,两手不停地发抖,咬牙切齿地说:“哼!回去再给你们算账!”说完猛吹哨子,鬼叫狼嚎般地大叫:“女生队到大课堂外集合!快!”在返回路上,李捷低声对大家说:“回去有场风波,沉住气,坚持斗争!”
女生队的党支部,是上饶集中营各中队中率先成立的。支部委员是李捷、瞿淑、戴庆哲、杨瑞年,李捷任支部书记。大家默默记住李捷的话,暗自下定决心,准备接受任何残酷的“考验”。
到了女生队监房前面的操场,中队长曾恭生先把几个所谓“顽固分子”李捷、施奇、毛维青、瞿淑、戴庆哲、汪任求、杨瑞年、沈巧、田金炜、季白薇等叫出列,一道题目、一道题目地重复逼问,可是大家的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曾恭生气得脸发青,两眼喷火,但也拿她们没有办法。他气急败坏地骂了半个小时,又罚女生队跑步。跑了半个钟头,才命令停下来,又一个一个按照卷子上的“是非、填空、问答”题,点名让大家回答。女战士们仍然只回答三个字:“不知道!”于是,曾恭生再罚大家跑步。跑呀,跑呀,施奇等几个人因身体有病和衰弱而昏倒了,他才发出“齐步走”的口令。可是,大家置之不理,还是“嚓、嚓、嚓”地跑下去,有意向他挑战。毛维青后来说:“大家似乎越跑越有劲,差不多跑了近两个小时,天黑下来了,月亮爬上树梢,星星出来跟我们做伴,大家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才停下脚步。”
在集中营里,我们的新四军女战士,就是这样无比勇敢、机智顽强地与敌人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