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首次特赦战犯：周恩来为特赦人员当红娘

　　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 论十大关系》 的报告，进一步就宽大战犯的政策问题作了说明。毛泽东讲：“党的政策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

　　什么时候释放战犯比较合适？对这个问题，毛主席也作了一番思考。在5月2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更加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这个必要。”

　　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特赦第一批战犯

　　过了3年之后，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九届人大二次会议讨论并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做出了《 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 。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这个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关押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他们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共同商量要马上给毛主席写信，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他们在信中说：

　　我们过去都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实际执行者，破坏民族民主革命，用各种手段残璐地压榨和残害人民，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拖延到了绝境，论界真是死有余辜。10年来在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使我们逐步恢复了人性，明辫了是非，从而树立了认界服法、改恶从善的思想基础。党不仅宽恕了我们的罪行，而且把我们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里 拯救出来，使我们得有今天的新生，党对于我们，真是恩同再造。

　　今天当我们将要走向新生的前夕，我们谨向您庄产地保证，今后在思想上、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杜会主义道路，永远跟肴共产党走，在工作和劳动中，诚恳踏实，力争上游，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台海的斗争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最后，我们谨以无限感恩图报的心情向您致崇高的敬礼！

　　10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各地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有全体在押战犯参加的特赦释放大会，宣布了特赦释放的战犯名单，发放了特赦通知书。首批特赦的战犯共33 人，其中有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镰、陈长捷、杨伯涛、邱行湘、郑庭岌、周振强、卢俊泉等10 名高级将领以及末代皇帝溥仪。特赦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将这10人集中安排在北京祟文门内旅馆，由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负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周恩来为特赦战犯当红娘

　　共产党人不光是讲革命性，同时也讲人情味。首批特赦战犯从监狱出来后的第10天，周总理便邀请杜聿明等10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及末代皇帝溥仪到中南海西花厅作客。在陈毅、习仲勋两位副总理以及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的陪同下，周总理亲切地同大家交谈起来，逐一问起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和家庭状况。他对当年曾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少校科员的曾扩情说：“我在黄埔军校时年龄还不到30岁，当时感到压力特别大。”曾扩情说：“我那时已30开外了，我这个学生比老师还大几岁哩。”

　　周恩来又把目光转向杜聿明，这位早年的黄埔军校学生惭愧地低下了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听老师的话。”周恩来宽慰他：“这不怪你们，怪我这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

　　博仪坐在一旁沉默不语，周恩来便和他谈起满族的风俗礼节。陈毅在旁边风趣地插话说：“当年在北平读书时，我还是你的臣民呢。你当时出来时，我们还想看看你这个皇帝呢。”

　　在轻松风趣、和谐亲切的气氛中，周恩来勉励大家重新做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希望各位相信党和国家，特赦后会信任大家，用上大家的力量 。周总理告诉大家，要回家和接眷属的都可以，两个月后再考虑安排工作。

　　讲到接眷属问题时，郑庭岌心里很难受。他告诉总理，我原来的妻子叫冯莉娟。1948年被俘后，他的朋友为冯莉娟准备好了去台湾的船票。但是，当她听到郑庭岌被俘后在哈尔滨发表时一篇讲话后，就决定留下来，在海南岛等候。1954年，他回到北京，因战犯的妻子不能安排工作，无法解决家庭生活问题，她决定和郑庭岌离婚。周恩来听后沉思片刻，转过头来对张治中说：“那你们应该动员他们复婚嘛！”一年之后，1960 年10月19日，周恩来委托张治中在颐和园邀请黄埔同学聚会时，他一见到郑庭岌，第一句话就问：“你复婚了吗？”在周恩来的进一步关怀下，1961年3月，郑庭岌被分配到政协任文史专员，每天到文史资料委员会去上班。全国政协将他的妻子调到他身边做打字员，为他们夫妻重聚创造了条件。不久，郑庭岌夫妇终于重新恢复家庭关系。他逢人就讲：“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夫妻不会破镜重圆，我们的家庭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可以说，周恩来就是我们的红娘。”

　　文革后期毛泽东下令特赦全部战犯

　　1971年5月19日，周恩来收到了公安部送来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押战犯死亡人数日趋增多的报告，他很快作了批示：“应体现毛主席的伟大无产阶级政策，给这些战犯以特赦的出路。否则人家会说，大战犯特赦了，小战犯关到死，外国战犯释放了，本国战犯关起来，这是不符合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的。而且年深日久，早已无材料可挤，重点应是改造劳动，给以生活出路。请对此事重议一下再报。”月31日，公安部根据周恩来的批示，召集了辽宁、山东、陕西、北京4个战犯管理所负责人，以及有教育战犯任务的河北、山西、广东、四川省公安机关负贵人参加的座谈会。从此，因“文革”干扰而停滞了5 年的教育改造和特赦战犯工作重新启动起来。

　　1974年12月，周恩来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批示要清理仍然在押的一批国民党战犯，包括解放后被我俘获的美蒋派遗特务。周恩来立即着手落实这一指示。当时几个战犯管理所的所长都被关了起来，战犯们被关在什么地方也不十分清楚。后来，好不容易才从牛棚里和'五七”干校里找回来几位老所长和管教干部，总算查清了仍然在押的战犯的人数及其现实政治表现。尽管周恩来看了名单一再指示，这次特赦要尽可能放宽，但经各地管教单位和主管部门反复研究，还是有13人要继续关押，理由是“他们确无改恶从善表现”。对于特赦释放人员的安置 问题，中央有关方面也提出了具体意见，其中安置在农村的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补助费15元至20元。当毛泽东看到这些报告后，首先表现出明显的不满意：“气魄太小了---- 15元太少！13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他明确指示：“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毛泽东指示得很具体：“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疗，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周恩来也当面勉励被释战犯：“你们当中与台湾有联系的人，可做点工作，慢慢做，不着急，个人写信靠得住些。”

　　至此，关押的战犯先后分7 批全部释放。

　　获得新生的这554名原国民党战犯，晚年各得其所，老有所养，老有所为。其中不少人被安排为各级政协委员、常委。他们参政议政，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人还担任了各级政协文史专员、秘书专员、工作员、资料员和政府参事。也有少数人在农村和工厂，他们都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许多人还以通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方式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积极贡献力量。还有人经常应邀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对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60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蒙哥马利，请杜聿明作陪。这位德国元帅问杜聿明：“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聿明指着陈毅元帅，笑笑说：“都送给他了。”蒙哥马利又问：“一个也不剩？”杜聿明说：“就剩我一个。”这时，周总理在一旁插话说：“你也进人了社会主义。”蒙哥马利元帅从杜聿明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 ，他不能不由衷地感到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