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宋美龄(怀抱蒋友梅)、蒋孝武
翁元记得,那是个礼拜六的早上,蒋经国在慈湖守灵,清晨五、六点钟的时候,一通电话打到了慈湖管理处。不久有人通报:“电话是从阳明山孝武的住处打来的,说是孝武的太太要来慈湖告状。”但是,没有人敢惊动还在熟睡中的蒋经国,于是只好请蒋孝武的弟弟蒋孝勇出面处理。蒋孝勇接到电话赶到慈湖,不过,汪长诗先一步。一进慈湖,就要求见经国先生。侍卫们回答她:“经国先生在后面厢房睡觉,不方便。”但汪长诗仍执意要见,即使孝勇来了,怎么劝也没有用。
后来,蒋孝武也赶来了。
在汪长诗离家出走以后,蒋家所有人都极力挽回这段婚姻,挽回汪长诗。他们分头向汪长诗进行游说。起初她没答应,后来态度终于软化,愿意再给孝武一个机会。她开出一个条件:回来可以,不过要孝武亲自到机场接她,如果孝武做得到,她马上回头。但是,孝武没有。
汪长诗离开台湾之后,带着两个孩子回到瑞士的娘家。她原本打算把两个孩子留在身边,但后来蒋经国思孙心切,再加上台独分子欲行绑架两位幼子的传言传出,因此蒋经国派了当时驻维也纳的观光局代表虞为劝汪长诗把小孩送回台湾。汪长诗后结识一位画家,也另行改嫁。
但人的情缘就是这样奇妙,据蒋经国贴身侍卫副官翁元回忆,“蒋孝武与汪小姐离婚之后,两人反而成了好朋友。汪小姐每年都会固定在寒暑假回台湾,看看她的儿女友松、友兰。”
也恰恰因了这种渊源与关系,为日后汪小姐与父亲汪德官牵线于两岸关系埋下了“伏笔”。
蒋孝武与汪长诗的离异,却使得蒋孝武在蒋经国心目中的地位跌落谷底。在蒋经国的想法里,一个连家里都摆不平的孩子,有什么资格谈接班?
蒋经国:“共产党的情我领了”
1987年初,外界风传时任台湾总统的蒋经国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消息传到日内瓦,汪德官与汪长诗商量决定,马上飞赴台湾看望蒋经国,与他做最后的诀别。
途经香港,汪长诗兄长汪长南夫妇早已在机场迎候父亲和妹妹的到来。汪德官的老朋友、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台湾事务部部长的黄文放也到宾馆探望汪德官父女俩。久别重逢,相谈甚欢。交谈中,黄文放得知汪德官父女此行目的,随即托付父女二人可否帮忙携一盘录象带当面交与蒋经国?汪德官父女二人没多问一句,欣然表示同意。这一承诺,意味着父女俩此行将肩负特殊的“信使”使命,力拔千斤兮!
其实,此时的蒋经国,虽患有晚期糖尿病,但尚没有像外界所传的那么严重,只是两条腿浮肿,行走不便。汪德官父女不远万里专程来台湾探望他,令蒋经国非常感动,乃以“亲家公”和“儿媳”待之,亲情交融。汪德官瞅准一个最佳时机,将老友黄文放所托的录象带亲手交与蒋经国。说:“这是那边一位朋友托我带给您的。”
蒋经国知道这位老亲家与国内共两边都有交情,见是一盘录象带,马上屏退左右,独自与汪德官父女一起播放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