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差点断送了南昌起义 周恩来发怒拍案而起

　　恽代英的愤怒，使张国焘"为之色变"，同时让他感受到革命党人心中所积久的压抑。恽代英平时十分正直也很有礼貌，对他人(包括张国焘)非常友善；个人没有野心，事事以大局为重，在共产党人中素有"甘地"之称。此时若不是愤怒之极，是不会这样的。一时间，张国焘无话可说，他只好希望到南昌后再行讨论。当时南昌起义已箭在弦上，但通往南昌的道路却非常不畅。身为中央代表的张国焘在九江就困了两天。就在29日赶往南昌前，他还连发两封密电给南昌的前敌委员会，说"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侯我到（后）再决定。"当然，南昌前线的起义工作并未停止。

7月30日早晨，张国焘到达南昌。他立即与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周逸群等举行会议。会议上，他仍然按照自己的偏执理解，传达了共产国际的电报和会议精神。他告知，共产国际的电令显然是要阻止这一暴动（这显然是张国焘的偏见所致），并进一步强调所谓加仑将军主张与张发奎一同回师广州的建议；并认为自己是来考察这里实况的，希望大家告诉他南昌的情况，并对这次起义与否重新讨论。这当然也是张国焘以准备不足为由反对起义的一个借口。

　　听了张国焘的一番话，几乎所有到会的人都表示反对。李立三马上站起来表示否定：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需要讨论？说毕还不经意地"哈哈"了两声。因向国民党表示不满，辞去国民政府农政部长的谭平山却大发脾气。他一面表示对共产国际电报的不满，一面大骂一面阻挠起义行动的张国焘"混蛋"，这让张国焘觉得很没面子。

平素只努力工作，常常化解矛盾问题的周恩来，此时甚至拍了桌子。他愤愤地表示：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命令又如此。这种意思，与中央派我来的精神不符。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今天的特别委员会我也不出席了。

　　周恩来的这一表态，使张国焘感到无法收场。他赶忙说："这有什么辞职不辞职的，又不是闹小孩子脾气，周恩来同志还是出席特别委员会。"其他如恽代英、彭湃等人当然也同意起义。张国焘没有办法，只好说，那我还是找个别同志了解了解情况再说。

　　张国焘首先与李立三告诉张国焘，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上已来不及做任何改变。暴动决不能停止。第一，我们不能违反与贺龙所订的密约；第二，如果改变计划，我们原来发动暴动的意图已无法保持秘密。

　　贺龙当时并不是其产党员，此次决心追随一同起义，成为革命军队中一支重要力量，共产党人当然十分珍视。眼下初次合作，便出尔反尔，或许将引起严重误解。此外，李立三还详细地告诉张国焘，此时知道起义机密的人已经很多。除去中共的重要领导人外，还有十多位国民党左派人物，贺龙部的重要将领，已经越过。一百多人，几乎已无密可保；再加上其他如湖南平江、江西九江等处的部分力量，也已约定同时举事。有些情况，不仅停不下来，就连准备的时间都有些来不及。因此，李立三还是坚持大多数人的一致意见：起义不能停止。

　　第二天，即7月31日早晨，张国焘又要求召开第二天讨论会议。此时，张发奎与汪精卫、孙科在庐山召开会议，封闭了九江《同民新闻》；针对南昌军事人员(如叶挺、贺龙等)采取行动的迹象已十分清楚。起义已没有退路，必须马上发动。

　　此时的张国焘，却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大做文间。他先说要修改起义时发表的宣言。谭平山说当天下午就需用"宣言"，以便发出。张国焘却说，这个东西我今晚才能并好、谭平山便说：那就不必改了。张国焘坚持说，大家多斟酌下也好嘛！谭平山见张国焘如此推三诿四，心中十分不满：为什么宣言非得你修改不可，难道你想操纵这次暴动？张国焘感到很狼狈，就说：我不管这宣言了，你们哪位去改吧。聪明的周恩来顺口接了过来：回头还是我来改吧。

　　此时，张发奎的态度已经基本明朗，可张国焘仍然坚持认为，起码表面上，还应保持与张的良好态度：可以打电话给张发奎，甚至派人与他联络，尽量使他不对这次起义产生反感。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显然欲盖弥彰。你用人家的军队起来暴动，脱离他的部队，还想人家认同甚至支持，岂不痴人说梦！所以，看到张国焘的这种种作为，谭平山特别愤怒。他主张将张国焘逮捕起来"要让他再干扰起义的进行，周恩来没有同意。他认为，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随便绑呢？从这些反应可以看出，当时起义的领导者，对张同焘的反感到了怎样的程度。

　　这次会议，起义领导人已同张国焘争论数小时之久。由于大家的坚决反对，张国焘只好无奈地表示，他可以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同意当天晚上(第二天凌晨)举行起义。

　　张国焘所有阻挠起义的企图，终于失败。8月1日凌晨，按照预先的准备，起义正式开始。由于南昌革命力量相对集中，敌方力量单薄，战斗很快取得了胜利，这天清晨，革命军便占领了整个南昌。当天，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8月2日，革命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了当时的组织成员。张国焘虽然有反对起义的企图，但他毕竟是中央的代表，所以，他仍被任命为农工委员会主席职务。另外，革命委员会的组成名单里，列上了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人的名字。张国焘后来说，这是他主张列入的。理由是："以减少他(张发奎)的反动"，"我主张多玩点黄袍加身的把戏罢了。"

　　起义之后，部队随之向广东进发、张国焘亦随着部队向南行进。到达江西瑞金时，张国焘还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主持了贺龙的入党仪式。不久，起义部队终因分兵等诸多因素，在汤坑忖遭受挫折。10月5日晚，张国焘与李立三、贺昌等人，乘一艘小渔船，前往香港，三天之后，他们才进入香港鲤鱼门。在香港呆了不久，经组织安排，张国焘等回到了上海。在此之前，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也传达到了起义军中，所以，在船行上海之际，张国焘向在上海的中央负责人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之中，他对此次南昌起义，作了一些判断。其中几点，很能见出他的态度："主张发动(起义)者，内有少数同志多不明白争领导权的意义，然集吾党国民党工作人员及政治工作人员于一处(吾党政客及平山等)虽主发动实在无出路之心理最多，可谓之左派投机主义。""彼时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与解决农民条例等，都是仓促弄成的，停留南昌共四日，仅仅组织了一个革命委员会，发布了一二篇宣言，毫无显著的政治表现。""对于革命认识不清，这些都代表逃亡失败的现状，南昌起义是对的，可在起义中党的作用实在很少，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毫无准备。虽然(谭)平山常说中央历来是取让步政策，只有南昌八一革命是真正领导权，开中国党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可与十月革命并称，但是事实上证明其为左的投机无疑。如此尤争夺政权之准备，亦不可不谓吾党历来之遣毒。"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张国焘对南昌起义的发动，判断为"左派投机主义"，对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前委组织的作用，认为"毫无显著的政治表现。"由此结沦，南昌起义"无争夺政权之准备...亦不可不谓吾党历来之遗毒。"在他眼里，自然是他主张的不发动、不起义为最"正确"。

　　张国焘的这份报告，刊载在1927年《中央通讯》第七期上，同期刊物，还发表有张太雷总结八一起义的报告。其中"政策决定之经过"一节，明确地对张国焘的作为进行了指责："后中央又派国焘去(南昌)，意思是要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共产)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此时反而(谭)平山主张动，成为拥护新政策的个人。国焘这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而且是损失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国焘的行动，实应受处分。"

　　张国焘在读到张太雷这份报告后，也做出了反应。他很快就写了一封致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长信。在信里，他先后列出九点或事实或分析，为自己辩解。他回溯了7月26日的中央常委会，认为加仑将军是同意不与张发奎分裂，这成了他(张国焘)反对起义的原因之一。加之前而已决定并派周恩来前去，此时义派自己去南昌，感觉国际来电有阻止起义的意思。此外，张国焘还对"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刊《中央通讯》1927年7期)中的"凡在南昌暴动之中，有倾向于犹豫摇动，如等待张发奎态度之表现等等的，显然是机会主义的遗毒"这样一句有针对性的指责，发表了自己看法："我个人对于八月一日南昌暴动，虽然觉得在这过程中，有许多错误，但是对于那次暴动取'玩'不得的态度，亦未可一概视之为机会主义。"张国焘并没有深刻反省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