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与五位伏龙芝军事学院同学的人生归宿

　　1927年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到苏联学习，其中有刘伯承、贺龙、叶剑英、吴玉章等30余人，临行前贺龙找到军委书记周恩来希望留下得到批准，其余人于1927年11月从上海乘一艘苏联货船经海参崴，后火车到莫斯科，叶剑英、吴玉章等到中山大学学习，朱瑞、郭化若等入炮兵学校，刘伯承等10人则入苏联红军高级步兵学校，在这期中国学员中刘的年龄最大，已经36岁了，但他学习非常刻苦，除了实弹射击，各科成绩在同批里都是最优秀的，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就较熟练掌握了俄语，能直接听教官讲课，能直接阅读俄文资料，他的这种为革命勤奋学习的毅力，在当时的中苏同学中传为美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叶剑英闻知也经常过来与他交流俄语心得，附带打点牙祭，当时军事院校的伙食标准是有别于其它大学的。

　　1928年下半年，刘伯承以各科优异的成绩完成了高级步兵学校的全部学业，作为步校唯一中国选送生转入苏联最高等级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刘伯承首到这座学院，赫然入目的是一条大标语：“一切战术要适合一定的历史时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现了，则军队的组织形式与指挥也要随之改变。这句话后来对他一生的军事思想都有深刻的影响。”当时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只有6人，刘云、刘伯承、左权、屈武、陈其科、黄第洪，6人都是中共党员，刘云为支部书记。

　　左权是作为黄埔一期优秀生，1925年12月被保送到苏联中山大学习，1927年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刘伯承到伏龙芝时，左权已经在这里学习一年多了，左权为人忠厚、诚恳、热情，刘伯承十分喜欢和这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年轻人探讨问题，交流经验，刘后来回忆到：“我们在做高加索战术作业时，战术指导员很器重其谨厚，常称赞于同学中，他在自修与教学时，非常勤勉虚心，笔记教材都整理有次。”左权对刘伯承也很钦佩和尊敬，那时刘已是我军知名的高级将领，自己还是一个无名气的军校学员，刘虽身穿将军服，但从不摆资历与架子，和蔼如同兄长。两人志同道合，相互帮助，顺利完成了伏龙芝规定的学业。

　　1930年左权与刘伯承等一道回国，后任红15军军长兼政委，1932年6月由于中山大学时所谓“托派”嫌疑被免职，调红军学校任教官，那时刘在中央苏区正好任红军学校校长，两位老战友又一次相逢了。当时左权非常郁闷，刘伯承常开导他要相信组织，不要着急，问题总会搞清楚的，同时还希望他发挥特长，为红军培养出高素质的指挥员来。抗日战争开始后左权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1942年5月左权在辽县“反扫荡”中英勇牺牲，刘伯承闻讯后手握与左权共同校译的《合同战术》，悲痛异常，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泪水模糊了双眼。

　　屈武是六个人中最戏剧的一位，他曾是“五四”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作为北京学生代表提出“外抗强权，内除国贼”，慷慨陈辞，据理力争，以头撞壁，血溅总统府，是为惊世之举。屈武的举动颇得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赞许、器重，把女儿嫁给了他。于右任还曾介绍他在上海晋见孙中山先生，面聆教诲。1924年，他又代表李大钊前往天津迎接孙中山北上。孙中山委派屈武赴陕西宣传国民党一大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