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还在文章中追述了另一事件: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曾经对四个亚洲国家常任代表说过,越南平等对待越南的华裔,这些华裔却“忘恩负义”。印尼的常任代表也口口声声说越南人对待国内的华裔过于仁慈善良,说越南应该向印尼看齐。因此在此次邓小平访问时,李光耀打算让邓小平彻底明白,新加坡面对的是邻近国家最直接、最本能的猜忌和疑心。新加坡的亚洲邻国都希望新加坡能够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不为抵抗苏联,而是同对抗。
当时,邓小平的表情和身体语言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突然问李光耀:“你要我怎么做?”李光耀吃了一惊,他本来以为邓小平的态度多半跟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他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他的看法。
邓小平却不是这样,用李光耀的说法就是,“他知道要孤立,就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李光耀于是也就直说:“要是能不强调同亚洲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洲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忌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听了李光耀的话,邓小平说他“需要时间考虑”。
人怎么想就怎么说
邓小平强调,人心口如一,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说一句是一句。在外交政策上,中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
在问题上,邓小平向李光耀保证,的处理方法不会因为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而受影响。即使要求苏联联手威胁中国,中国也不会被吓倒,更何况苏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惹中国。他一脸严肃地说,苏联最终会发现,支持越南是个不胜负荷的负担。
1979年1月30日上午,访问的邓小平在同卡特的第三次会谈结束后,一起来到阳光灿烂的白宫玫瑰园,邓小平说:“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一边反对侵略者。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边,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为了国际和平和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
西方的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却没有重视邓小平的话,认为这不过是他“说说而已”。后来李光耀在香港粉岭总督府宾馆度假,一次在打高尔夫球时遇到一位曾经任职于《泰晤士报》的问题专家大卫·博纳维亚。博纳维亚就对李光耀表示,邓小平的警告不过是“空口唬人”,因为苏联海军已驶入南中国海。李光耀则告诉博纳维亚,他刚在三个月前跟邓小平见过面,并且“邓小平绝对是个说话谨慎的人”。果然,几天后,也就是1979年2月17日,中越战争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