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强制性驱赶侨民的运动作为后来大批的难民外逃的信号,越共政府对所有的人,尤其是被征服的南方人民,显示了越共政府的异常强硬态度。事实上,有些根本不了解越南的人士将难民问题归结为越南战后的经济困难以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恶化的观点是完全悖谬的。因为首先被驱逐出越南的,恰好正是能够在恢复经济中起到非常积极作用的,千百年来在那块土地上进行经营和生产的中国商人。”
“当然,作为越共政府政策的一个转折点,驱赶侨民的运动也并非无关重要,它如同1955年驱赶、排挤侨民一样,是那个民族特有的极端排外情绪的暴露,但越共政府与吴庭艳政府驱赶外国侨民作法所不同的是,它这次驱赶的并不是自己的敌人,却是它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曾给予它大量支持的盟友。”
很清楚,这个盟友就是指的。被驱赶出境的中国侨民对这种强制性的措施感到疑惑不解,在他们还没有能够懂得越共政府为什么突然大发雷霆的时候,所有的财产已经被身穿绿色军装的军人和警察没收了,大多数中国侨民逃出越南时,除了身上的衣物之外,一无所有。
亨利;莫尔举例说:“渡海逃到国广西省北海难民营的三十二岁的渔民周荫茂一家居住在北部的一个农村里。在他携带着全家出逃之前三个月,越南警察到他家里通知他,作为血统的居民(他具有国籍),他将遭到逮捕,送到“新经济区”去。这是对周荫茂控告越南渔民在他出海捕渔时轮奸了他二十七岁正在怀孕的妻子,并殴打他的三个孩子所得到的报复。那个连续遭到打击和威胁的渔民在1978年4月惊恐地把妻子与三个孩子带上一条二十英尺长(6。096米)的小船,沿着北部湾的海岸行驶了两天之后,终于到达了中国北海难民营。”
一位侬族老人对亨利莫尔讲述了发生在他村子里的事情。村子里14名同情的人作为“越奸”被警察抓走。村子里的几名中国人被杀死。“逃跑的时候我看到墙上钉了两张人皮,奶头很大,是从被杀死的中国妇女身上剥下来的”。
1979年2月17日,愤怒的终于下令“自卫还击”。当时的西方人对此次事件的评论。应该说是非常客观的,他们称之为“惩罚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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