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法战争结束之后,暂时维持南北分治的局面,这个局面跟半岛的分治是非常像的。对当时的苏联来讲,中南半岛的这个局面是可以接受的——在斯大林时代后期直到赫鲁晓夫上台之后,苏联在对外战略上开始一步步转向谋求所谓的苏美共治,从而等于是在实质上放弃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和资本主义的斗争,转而将国际共运功利化、工具化。这里要说明的是,当时包括越共在内的东南亚共产党和苏共的关系相对于和中共的关系而言,要更远一点,远不像东欧国家那样,和苏共是“老子党”与“儿子党”的关系(毛主席曾如此形容东欧各国共产党与苏共不正常的关系)。再加上当时苏联的全球战略布局中,东南亚地区并不是核心。所以,那时苏联对东南亚地区共运的支持并不是很上心。
新建国后,毛泽东主席访苏,越共总书记胡志明曾一同参加了出访,当时曾颇受斯大林的冷遇。抗法战争中,苏联给予越共的援助完全可以用糊弄来形容,所谓的军事援助多数都是当年苏德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早已不堪使用的古董。之后,在北越准备武力统一越南的时候,苏联最初也是抱以不支持的态度。
而对来讲,维持这样一种南北分治的局面是百害无一利的。因为越南南北分治就意味着人在东南亚的战略三角布局还是完成了,只不过和中国之间有个北越作为战略缓冲,中国西南腹地能相对安宁一些。
半岛的南北分治最终导致了难以解放,在海上的活动空间完全被压缩到了第一岛链内的狭小区域。如果东南亚再搞出第二个“半岛模式”,那的解放将变得更加遥遥无期。
从长远看,如果这种局面得以形成,那么我们今天也就不再有什么南海问题了,因为在南海将一点机会都没有,届时南越政府借助海军的势力向中国发难,别说南沙诸岛,就是西沙群岛中国能不能保住都将是个问题。
所以从的利益来讲,由越共统一整个,将的势力彻底赶出,是最符合中国利益的。因为和北部的战略三角布局一样,美国在东南亚布的这个局也存在同样一个问题——三个角当中的任何一个发生了松动,整个部署就会彻底崩溃。
基于上述考虑,1964年,越南战争爆发之后,中国随即开始全力以赴抗美援越。这和当初抗美援朝是一样的道理,除了国际道义之外,也是基于我们自己的战略利益考虑。20世纪70年代末,中越关系交恶,有人就认为抗美援越是不值得的,这其实是没有算清楚账。越南这个国家的体量就在那儿摆着,无论其政府如何不智,也注定了它最多也只能是一个时常给中国制造点麻烦的邻居,而如果越南如同现在的日、韩那样成为的战略支撑点,那中国恐怕连讨论南海的必要性都不会有——那时真正需要关注的恐怕该是中国大陆西南腹地的基本安全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