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儿的镜头前,陈书言不断说自己年纪大了,记忆力太差,对许多事情记不清楚。那些过去的往事如此繁杂,要厘清所有的日期和事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陈书言仍清晰地记得他们被押送到基隆港的日期。那是在1949年11月6日的清晨,太阳从海面上升起,还不太高。不少人已经在押送途中死掉了,他们身上所有的东西,包括陈书言口袋里的那些之前受奖励得到的钞票,都被搜走了。在船上,这些人只能吃残余的生大米,一些人饿死了,还有一些人在争抢大米的过程中,从“那个一层一层的船”的上面掉到船舱底部,摔死了。
在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往往是讲着讲着,陈书言就不肯再讲了:“这些是机密的问题,我们私家的机密,讲出来都不成机密了”,在镜头前,他很认真地解释。
被俘虏的人生
在基隆,陈书言被押上战俘列车。列车的门窗全部钉死,只有一个入口。列车开往新竹方向,到了湖口后,他们下车步行。接下来,陈书言被关押在海边的一个小学校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开会”,他称之为“洗脑”。
“就是讲如何恨共产党,共产党如何骗你们,你如果讲一句违反的话,马上没命,明天早上就看不到了。大部分都是活埋,子弹要留着打‘共匪’,不能浪费在你身上”,陈书言说,他的心情“坏到极点”。
开完这场“会”后,陈书言被补充到“国军”队伍,但是恐惧并没有消失。在部队里不时有人来“套”他的话,问他觉得国民党如何一类的问题,他必须很小心地回答。有些人性子耐不住,骂“国军王八蛋”,就会马上被处分。
更让陈书言难以忍受的,是“上面”会让他们这些同有战俘经历的人互相“咬”,如果他的“共产党”身份被发现,等待他的可能就是杀身之祸。
战战兢兢的生活让陈书言养成了“守口如瓶”的习惯和阴郁的性格。1966年,他从军中退伍,进入工厂做工。1974年,他结婚成家,妻子很快就领教了他的难于相处。在镜头前,陈心怡的母亲讲述她这些年来的生活:“他喝了酒,就把我推出门去,不让我进来。关到12点多,可能是良心发现,又让我进来。”她也是直到陈心怡拍摄这部纪录片时才知道丈夫的过去:“(以前他)不跟我讲,我也不想知道,这些事情都是他现在才讲,我也不问,反正他的事情都是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