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十分感慨地提起林彪:“那时,林彪同志和我一道,赞成我。他在朱德领导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秋收起义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
有这份感慨,要林彪的仕途不畅达也难。
一年后,林彪就接替升为红一军团军团长的朱德,成为红四军军长。从此,他跟着朱德的脚印,开始亦步亦趋的升迁之路:
朱德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他就接替为红一军团长;朱德成为不再兼职红一方面军的全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他就接替为一一五师师长(也就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
当然,林彪也越发争气,没令毛泽东失望。他打了不少荡气回肠的漂亮仗,成为红军里除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之外的赫赫名将。
粟裕也参加了红四军七大的全过程,亲眼目睹了毛泽东的窘境,却显得木讷多了,也就只好继续等待被毛泽东发现的眼睛。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又碰到王明这个“克星”,再度“下岗”。
这次比前一次更惨,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
这个门可罗雀的情形不假,但也有些夸张。林彪尽管前线战事吃紧,还是在1934年9月长征前夕,与搭档聂荣臻一起“担着天大的干系”,到梅坑云石山的住所看望了他。
林彪的分量自然又增加了一份。
这只“九头鸟”,的确是一个善于把握机会的人。这些或许是他人生经验的意外收获,并非早年的他刻意的追求。
但尝到甜头的他,后来逐渐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崇尚起“勿讲真理而重迎合”来,成为了军事以外的“政治林彪”。
他的仕途也开始超过朱德,成为再也无法超越,仅次于毛泽东之下的副统帅与接班人。
林彪担任红四军军长的时候,粟裕曾做过他的参谋长,同在一个司令部共事,虽然时间很短,但一个锅里吃饭的情谊,无疑为后来的惺惺相惜打下了基础。
抗战期间,林彪一一五师师长的“交椅”还没坐热,打了平型关、广阳两仗之后,就因一次误伤离开了前线。
大概伏击的是日军的辎重部队,自己损失又大,他似乎并不以平型关之战为荣,说“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将主要的责任推给了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反过来,如果这一战役的确有“惊天动地”之功,似乎也只能是任弼时领衔。
粟裕则一直待在前线,不断积淀,准备厚积薄发。除与搞摩擦的国民党军作战的黄桥、天目山之战成为战役经典外,打鬼子的车桥、南坎等其他战役,也都可圈可点,令后世兵家叹为观止。
不过,因为八路军与新四军都在执行毛泽东“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又由于新四军一师实力不足,本钱实在不够,粟裕与别的中共将领一样,也不曾打后来那种令人炫目的大规模运动战。
因此,林彪对粟裕还未到引以为知音同好之时,少年得志、无与伦比的“仕途”与过去的辉煌,使他依然有良好的“天马行空”之感,从不夸赞友邻。
但国共全面内战一开端,他就打破了先例。
粟裕苏中首战之后,毛泽东将他的战例通报给各战区,东北的林彪当然也收到了一份。
他其实一直在关注其他战区的战况。晋察冀战区一些战役失利的资料就摆在他的办公桌上,敌我优势在我却反遭严重失利,他百思不得其解。
而粟裕以三万劣势之兵敢于迎战十二万美械国军,还能一口气快刀切豆腐,酣畅淋漓,七战七捷,他对这个经典战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叫来了自己的参谋长刘亚楼,命他收集苏中战役更多的资料。刘亚楼劳神费力弄来后,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仔仔细细琢磨了两天。
刘亚楼有事再进去时,林彪忽然感慨地说:“粟裕尽打神仙仗。”
突兀的一句话,刘亚楼摸不着头脑,没能听懂,林彪便接着解释说:“粟裕打仗真行,他打的仗我都不敢下决心。”
虽然夸赞里还有些许自矜,但他内心的折服也是显而易见的。粟裕已非吴下阿蒙,自当刮目相看,他从此格外关注起来,郑重交代刘亚楼说,多留心收集粟裕作战的资料。
粟裕还在继续创造经典。
在林彪的辽沈战役前,他的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济南之战,有如钱塘江潮,一浪高过一浪,无不令世人震惊,也令行家里手的林彪喝彩。
到粟裕淮海战役收官时,林彪的钦佩越发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