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何说“把共产党人逐出国民党”

　　孙中山久历政坛，深知欲寻求外援，实现政治抱负，非有所凭藉不可。1922年11月24日，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就明白地表露了这种心态。他告诉当时急于取得苏联援助的蒋介石说：要想取得苏援，“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凭，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此可知非先有凭藉不可，欲得凭藉，则非恢复广东不可”。如今凭藉在手，又有苏联外交使团成员到来，他自然会不失时机寻求援助。他不仅要求苏联由海参崴(通过海路向广州)运送援助物资，而且明白告诉鲍罗廷，只要他还能守往广州，他就一定会与苏联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一方面，孙中山需要苏联的援助，另一方面，内外交困的局面也促使孙再度对俄国人的组织宣传方法发生兴趣。而在这后一方面，作为俄国布尔什维克老党员，鲍罗廷的现身说法尤其具有说服力。他用亲身的经历介绍俄国革命的经验，显然极大地触动了孙中山。仅仅两三天，孙中山就对鲍罗廷有了很好的印象，并对鲍罗廷所介绍俄国经验深以为然。鲍罗廷到后第四天，适逢双十节，国民党召开党务会议，孙中山首次以俄国革命为鉴，谈论起国民党的问题来了。次日，他即下令重启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他公开承认：“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关键就在国民党缺乏组织，缺少革命精神和巩固基础，“故十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为此，他明确提出：以后当“效法俄人”，“以党治国”。马林在孙中山身边数月不能实现的目标，鲍罗廷到后几天便顺利推动，其魅力之大，不难想见。

　　鲍罗廷显然擅于发现问题所在。过去，每有外人问到国民党党员人数时，孙中山都会以十万乃至二十万之数告之。鲍罗廷一来就发现，情况远非如此。广州国民党分部号称有党员三万，缴纳党费者仅有六千，待重新登记时，来登记者才不过三千。即使这三千党员，与党也缺少联系。党“没有在他们当中散发书刊，没有举行会议，没有说明孙在各个战线上的斗争目标，特别是同陈炯明的斗争目标”。它偶尔发表的由孙中山签署的有关三民主义目标的宣言，多半只是作为新闻刊登在几家报纸上，然后就一切照旧，党丝毫不能因此而得到发展。事实上，“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再加上持续战争，或因军费巨额开支造成滥征捐税，或因战争需要大量强制征兵、征夫、征粮，致使“广东人民对孙的政府持强烈反对态度”，广州政权甚至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当鲍罗廷把这些问题一一分析给孙中山听之后，孙中山也承认问题之严重，因而更看出加强党的工作，以扩大群众影响的重要。

　　必须集合有献身精神的党员个人的力量，革命才有希望，这是孙中山在与鲍罗廷交谈后得到的一个强烈的印象。受命前往上海的廖仲恺在解释孙中山所以必须改组的理由时，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一点。他说：孙先生在广州已经历三次失败，“三次失败皆因军人持权，党员无力，故党之主张无力”。过去虽曾组织集体入党，但“当时以团体加入之党军，即为后日攻总统府之人。可见入党者须以个人，不可用团体也。假使广州方面有相当数目(如有十万党员)之党员，何致得历次失败之结果?党员本在民众之内，果有多数党员，庶足制伏军队，因为徒恃军队必至为兵所制，不能制兵也”。

　　党员多，则民众多;民众多，则足以制伏军队。这也是孙中山在与鲍罗廷谈话后所得到的一个重要的结论。而要有效地发展党员，聚拢人心，扩大宣传，实现以党治国的目标，也只能借助于俄国革命的经验。这也就是为什么孙中山很快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并下令成立包括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和共产党员李大钊在内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的根本原因。显然，孙中山这回是真正下决心要模仿俄国共产党的组织模式，开始全面改组国民党了。

　　既要改组国民党，扩大宣传，发展组织，共产党员的作用自然又显露出来。10月25日，孙中山召开会议，正式宣告改组决定之后，马上就在鲍罗廷的建议下，指定包括中共领导人谭平山、李大钊在内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并着手进行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和建立各地区党部的工作。有鲍罗廷的推举和孙中山的批准，更多的在广州的共产党员投身到改组工作中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