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晚年的黄金荣在扫大街
上海解放初期,军管会考虑到帮会势力和黄金荣实际情况,决定采取“继续作恶者从严,将功赎罪者从宽”的政策,区别对待,更好更快地瓦解、消灭帮会残余势力。
1950年底肃反运动开始后,杀黄呼声又起。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副市长盛丕华等召见黄金荣,向他宣布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低头认罪。
黄金荣听后,重弹老调,承认自己罪恶重大,愿真诚向人民请罪,求得政府宽大处理,并着重表示:“我决不指使和包庇党徒做坏事,如有指使包庇党徒为非作歹,或知情不报,愿受政府的严厉处分。”
黄金荣回来后,嘱秘书龚天健执笔,代为起草悔过书。龚根据黄金荣的口授大意,整理成文,讨论两次,念了一遍之后,由黄本人哆哆嗦嗦在末尾签上了大名。
这份写在宣纸上的“悔过书”手卷,迄今保存完好,现藏于上海市档案馆,于1951年5月20日在《文汇报》、《新闻报》发表,题为“黄金荣自白书”。
在悔过书中,黄金荣简述自己的生平,历数自己的历史罪行,自称要“自首坦白”、“立功赎罪”、“重新做人”云云,最后还说:“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84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但查诸原件,黄的悔过书却有两份,且都有他的亲笔签名,一份与公开发表者基本一致,另一份则出入较大,多有隐恶扬美,文过饰非之处,但对了解黄的某些历史经历也有参考价值,不妨简单地介绍一下。
黄在这份从未公开披露过的悔过书中,自称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支持者,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护,所以后来我认得了许多革命分子,像胡汉民与汪精卫他们就在革命军打制造局的时候认识的。”又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慈善家”,1937年八一三日本人打来上海的时候,难民很多,米粮恐慌,虞洽卿办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为救济、筹款”。到了“孤岛”沦陷时,他也没有落水做汉奸,说:“日本人时常来与我商量,要我出来做事,我总说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事,回绝他们。”
另一方面,黄金荣又处处诿过他人,推卸自己的历史罪责,说:“到抗战胜利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听说我的门生,仍借我的名义,在外面招摇,干不好的事,因为年纪很大,也顾不了这许多。不过这种事情,是怪我过去太卖情面,收了好多门生,现在想想这种不好的情形实在错误。”苏智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