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蕾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在人们为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总理去世而悲痛的时候,心中也压着巨石般沉重的未知:谁来接替总理的位置?本来,这个问题很明了:当时众望所归的邓小平。然而,明眼人都能看出,从1975年秋开始,邓小平已经再次地位不稳。他在一些重要场合的讲话中毫不隐讳地否定文革,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并招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党内极左派头面人物的批判。
初识华国锋:不是极左派一伙的
这在1976年的中国政治格局中,非常重要。由于文革的原因,当时中央领导层形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派别:以江青一伙靠文革中造反上来的极左派,和被封为“保守势力”的务实派。务实派,主要由那些在文革中起起伏伏的“老家伙”们组成。极左派搞得民不聊生;而务实派比较关心国计民生,希望国家稳定。
周恩来病重不能视事后,邓小平成为党内务实派的核心人物。可是他的政治地位不保之后,极左派的气焰就嚣张起来。现在上来了这个大家都不熟悉的华国锋,他的政治倾向,自然令人关心。
在熊向晖们的疑惑中,时间进入了1976年4月。首都群众利用清明节,自发去天安门广场送花圈,表达对周总理和其他先烈的哀思,发泄对极左派的不满,惊天动地。最后的结果是邓小平彻底下台、华国锋再度擢升:国务院总理不再是“代”任而是实职,同时成为党中央负责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这个1976年4月6日公布的任命,再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批邓已经公开。就在这时,杨振宁要来北京。周总理生前非常重视这些美籍华人科学家的工作。他们来,总理都要尽量安排会见谈话。如今,总理不在了,这个工作如何做?
杨振宁的来访,早在1976年1月就由几个部门做出了计划,并已请示中央同意。当时华国锋是主管科学院的副总理,杨振宁来了自然由他见。短短两个多月,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华国锋已经成为国务院总理。如果按原来的安排见,那杨振宁就成为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央负责人之后所见的第一位客人。而杨既不是国家元首也不是政府首脑,华第一个见他是否合适?如果华不见他,又该谁来见他?同时,毛主席还能不能见杨?
负责接待的熊向晖就这些问题,给华国锋的秘书打电话请示。4月16日,华国锋的秘书打来电话,要熊向晖当晚去汇报杨振宁来访情况。熊向晖向华国锋汇报了此前邓颖超会见杨的情况,也谈到杨来北京前,先到上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徐景贤见了他,跟他大谈批邓,并送给他上海复旦大学批邓大字报选。杨振宁不收,说,我的箱子装满了。他对批邓也不表态。这时,华国锋开腔了:何必送那些东西呢,不能强加于人嘛!
关于见不见杨振宁的问题,他也谈了自己的意见:原来安排是我见,如果我不见,谁见呢?——按照新排位,华国锋的下面就是张春桥。显然华国锋不倾向让张春桥来见杨振宁。
华同时决定,考虑到毛主席的身体情况和工作情况,这次毛主席就不见杨振宁了。为此,华当即提笔,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
17日晚9时30分,华国锋在人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杨振宁,谈话至11时20分许结束。将近两个钟头的谈话,没有谈一个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有一处谈到了天安门事件,却完全没有按当时的主调说邓小平是后台。他只是说,抓起来的人里,有一个文革时期外交部造反派的儿子,这个人其实是反总理的。
初次和华国锋的接触,给熊向晖印象极为深刻。虽然两人并没有作任何推心置腹的交谈,但是熊向晖从这次短短的接触中已经作出判断:华国锋不是极左派一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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