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2月,在“两案”(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判中,法庭对吴法宪秉承林彪旨意,诬陷、迫害贺龙元帅一事进行了法庭调查。
吴法宪承认,1966年8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听取他对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情况汇报时,林彪对他说:“你们这个会贺龙插手了。贺龙这个人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你要警惕和防备他夺你的权。”林彪随即让吴法宪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送给他。9月3日,吴法宪将写好的材料送给林彪。
9月2日,林彪还打电话给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不要只高兴罗瑞卿倒了,要注意贺龙,这个人是罗瑞卿的后台。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他插手海军的问题尽快写个材料交给我。”像吴法宪一样,李作鹏当然也遵旨照办。
9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里,把林彪送来的诬告信,当面交给了贺龙。信中说:“贺龙有一条黑线在部队搞夺权活动。”对此,贺龙既痛苦又气愤。毛泽东对贺龙说:“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林彪为什么策动吴法宪、李作鹏诬告贺龙呢?表面上看,吴、李是林彪线上的大将。实际上,是因为贺龙对林彪通过吴法宪、李作鹏搞派别活动有了正面冲突。
1965年底,在林彪、叶群的策划下,罗瑞卿被罢官。林彪欲借口抓“罗瑞卿分子”,搞掉一批不听他使唤的干部。于是,吴法宪、李作鹏分头在空军、海军开始行动。1966年7月初,他们反映的问题到了刘少奇、邓小平案头。刘、邓很快指示中央军委去空军、海军调查解决问题。
7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举行常委会讨论海军问题时,贺龙说:“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要搞阴谋嘛!”
7月11日,中央军委常委讨论空军问题时,贺龙严厉地批评吴法宪:“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东西是假的。”
与会的老帅们均站在贺龙一边。林彪自知情况不妙,马上以退为进:“海空军的问题要解决,但目前的班子以不动为好。”
贺龙不为所动:“根据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个别的可做些调整嘛!”
矛头明确指向了林彪的爱将吴法宪、李作鹏。这无疑触到了林彪的敏感神经。早在林彪因病“休养”期间,贺龙曾代替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贺龙撇开林彪“突出政治”的做法,与罗瑞卿一起轰轰烈烈搞起了全军“大比武”,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林彪惟恐代理工作的贺龙占去他的位置,便将与贺龙想法一致的罗瑞卿搞下了台,让贺龙瞧瞧颜色。哪知耿直的贺龙根本不吃林彪那一套,看不惯他就要发言反对。
在延安时代,毛泽东曾向贺龙谈到过林彪其人。毛泽东说,长征期间,林彪表面上承认他的领导,背地里却给中革军委写信,要求更换中央领导人;林彪爱出风头,不能顾大局。林彪得知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后,一直耿耿于怀。林彪还担心,他在1937年1月写给贺龙的一张纸条会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当年国共合作抗日的时候,蒋介石曾于1937年1月在洛阳召集第二战区军官会议,林彪、贺龙等几位八路军师长随同朱德、彭德怀去出席会议。林彪曾给贺龙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蒋介石是有抗战决心的,我们回部队后可吹吹风。”
此时,林彪觉得对他知根知底的贺龙已成为他阴谋篡权的障碍,因此积极策动吴、李诬告贺龙。同时,“志同道合”的夫人叶群也策动了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诬告贺龙。
9月5日、6日接连两天,叶群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拉着宋治国窃窃私语。此后,宋治国将一张小桌放在了西大厅一个少人注意的角落,并找来纸和笔,伏案作起文章来。宋治国写完四封揭发信后,亲自送往叶群办公室。
叶群接信后很高兴,且故意当着办公室秘书的面问宋治国:“你写的这些材料是否都可靠?是,我们送上去;不是呢,就不送了。”宋治国当然明白叶群的意思,忙说:“当然可靠,我写的都是事实,我负完全的责任。”叶群为将事情搞成铁案,又让办公室的秘书专门写了份《关于宋治国写材料情况的证明》。
宋治国的“材料”写道:“罗瑞卿家里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没有主席的照片……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120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叶群之所以这么做,除了与林彪保持共同行动之外,还与贺龙夫人薛明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揭发过叶群有关。叶群抗战初期在南京国民党电台当过播音员,参加过国民党CC系举办的演讲比赛,并与CC系的外围组织有过来往。这段历史被薛明揭发后,叶群一直记恨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