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江青的京剧革命开始了,首遭其祸的是《红灯记》。江青到了京剧院召集《红灯记》主创人员会议;将总导演阿甲撤换靠边站;浩亮换掉李少春,刘长瑜换掉杜近芳,张东川留下,修改剧本。其实直到最后也没改什么,一直演到现在都与原来一样。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阿甲因“不听首长指示”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关押起来;李少春被打成反动权威关进牛棚,直至郁郁而终没有重现舞台;杜近芳是幸运地靠边站。不久之后有关媒体就大肆宣传,说江青领导京剧革命获得很大成功。《红灯记》被树立为样板,于是样板戏由此产生了。
《奇袭白虎团》在北京试演时,文化部部长们和会演办公室的人都去看了,大家感觉很有特点,确实把京剧“革命化”了,特别是其中的男主角,奇袭连连长,是19岁的青年演员宋某,他的武功根底很好,整场演出比较流畅,大家都认为是比较好的剧目。山东省京剧团演出没有几天,江青就知道了,也来看《奇袭白虎团》。第三天她在中南海她自己的家中召集了个会,有文化部部长们、齐燕铭、周扬、林默涵、徐平羽等人。我也被江青召了去,我是第一次去那里,也弄不清叫什么厅。大厅布置得很舒适,其中最突出的是一张高背沙发,那当然是江青的宝座了。我们都静静地等候着。过了近半小时,随着噔噔的皮鞋声,江青神气十足地进入大厅,直接坐上她的宝座,扫视一遍在场的人问:“通知的人都到齐了吧?”大家无声。于是她开讲了:“我去看过《奇袭白虎团》了,很好嘛,真有点革命的味道了。听说你们还在争论,有什么好争的?我看好得很,你们大概不知道,朝鲜战场就是毛主席指挥的,五次战役都是,你们不知道,我可是全知道,有什么可争的?”大家愕然。江青继续说:“那个小武生多么出色,是个可以培养的尖子嘛,这是来参演的好戏。”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江青就大抓京剧革命。《红灯记》已成样板,有主要贡献的阿甲却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奇袭白虎团》的编导、山东省委宣传部阎副部长呢?江青说:“那个什么副部长,不就是省委书记谭启龙的老婆吗?她有本事改好京剧《奇袭白虎团》吗?她不听我的招呼嘛。她和谭启龙是一路货,反革命,要打倒!我看团长就换成小宋吧。”于是《奇袭白虎团》又成为江青的样板戏了。
我记得大概是1986年我到湖南省长沙市开创作会议时,和当年的阎副部长住在同一个招待所里。我们不期而遇,谈起当年的事,她倒也是个豁达之人,对我说:“这都是陈年往事啦,江青也垮台了,还说这些也没意思了。”
记得在1963年时,在“两个批示”以后,那时文艺界正在狠批“四条汉子”(周扬暂时除外),我所工作的中国戏剧家协会,在中宣部的严厉监视下,开展对田汉、阳翰笙、阿英的批判,几乎天天开批判会。有一天,江青突然召见田汉,让他把电影《红色娘子军》改为京剧。田汉开始时有点受宠若惊,对我说:“看来组织上还没有抛弃我,江青同志还让我写革命京剧哩。”但时不过几日,田汉就感到非常为难,要把《红色娘子军》由电影改为京剧,有极大的难度,故事情节和人物创作都无从入手。他曾找《剧本》编辑部的编辑们共同讨论研究如何着手,当然我们也拿不出好主意。田汉在天天受批判,不断作检讨,同时也在拼命改编《红色娘子军》京剧本,几次写的稿送给江青审查,但都被退回来重写。这个本子至少七易其稿,但都没能完成。于是在“文革”中,田汉又增加了一条罪状:不听首长招呼,抵抗样板戏,现行反革命。田汉被抓进监狱,也死于监狱。随后《红色娘子军》由北京芭蕾舞学校校长陈锦清领导,由附属芭蕾舞团排成芭蕾舞剧,很成功。“文革”开始,陈锦清当然也成了反革命,芭蕾舞成了样板戏。到底江青出了多大力气来创作该剧就不得而知了。
前几年社会上又开始演唱样板戏了。开始时由于和江青沾上边,所以一提样板戏,我和许多人都很反感讨厌。其实这是不对的:江青只是霸占了样板戏,而所有的劳动都是文艺界同志们、戏剧工作者和专家们辛勤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