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IMF和亚开行一直严格审查和管理基础设施需求国的借款上限额，如果亚投行意识不到这一点，不计后果地进行融资，日美主导的亚开行提供的现有融资的偿还能力也将受到影响。日本参加像这样存在各种问题的亚投行是极其危险的。
日本经济界的部分人士似乎认为“不能错失上车的机会”。的确，根据亚开行的推算，在亚洲区域内2010年至2020年，存在高达约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日本企业将这些基础设施需求视为商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通过参加亚投行，日本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实际利益，非常值得怀疑。
亚投行的筹建对国际货币机制产生影响
就算确实存在这么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其中有多大规模会接受国际机构的融资呢？基础设施建设的特点是有相应需要的国家通过编制预算加以实施，并通过税金和通行费等收回资金。如果是基础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只要民间金融机构提供融资就已经足够。
如果是审查严格的国际机构，将明确要求与相关国家分摊风险，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将拒绝提供融资。因此，相对于亚洲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现在能够计算的亚开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融资被认为仅为2000亿美元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新成立的亚投行能在此基础上提供多少资金？即使像外界所说的那样放宽审查标准，也不能期望太高。
此外，即使在亚开行机制内，日本企业的中标率也仅为1%左右，从这一点来看，参加亚投行之后，日本企业要获得显而易见的实际利益或许也是困难的。最好抛弃那种认为“如果不参加亚投行，就将错失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幻想。日本有大量企业拥有中国企业等所没有的“独一无二”的技术，因此应该凭借自己的力量争取亚开行和亚投行不会参与的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参与亚投行协定签署仪式上的代表
安东泰志：1981年进入三菱银行(现为三菱东京UFJ银行)，自1988年在东京三菱银行伦敦分行担任非日资企业融资负责人。上世纪90年代针对英国及欧洲大陆的大量自主破产和企业重组项目，担任代表各参加银行的协调员，作为日资银行的唯一成员，获邀进入英国中央银行的“London Approach working group”。回到日本后，先后任职于策划部和投资银行策划部等，2002年创建phoenix capital(现为New Horizon Capital)，担任代表董事CEO。创业以来，主要成立了由日本国内机构投资者出资的8家企业再生基金(总额约为2500亿日元)，参与了约90家企业的重组。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学系，修完芝加哥大学经营研究生院(MBA)课程。担任事业再生实务者协会理事。著作有《实现V形复苏的秃鹫基金的业务重组》(幻冬舍媒体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