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事实面前，风险计算中把隐身性置于性能、航程和载弹能力之上的做法必然令人质疑——F-35有可能是在整体表现上显着不如上代机型的第一款现代化战斗机。诚然，F-35的许多作战能力是保密的，不能完全披露，公众也无法对这些能力展开辩论。但是，如果把雷达隐身性能列为首要考虑因素，而牺牲战斗机必须具备的许多其他特性，那么追求隐身的同时也是受制于隐身。如此安排轻重缓急，确有可能损害战备状态、部队规模、弹舱容量以及组建和维持一个机队所必需的其他兵力结构因素；机队用途受限变窄，就难以应对世界各地战术航空的大部分挑战，更何况该飞机能否突破西太平洋地区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环境尚无定论。
一项立足于能突破先进防空系统的假定能力的战略，只有在它不阻碍其他能力建设的情况下才是可行的。如果部队设计仅注重某个专项精锐作战能力，只追求在有利条件下战胜某些敌人，而且只推崇该项战略，那么将显着降低自身作战能力的灵活性，不啻是放弃眼前必要的空中力量使用选项，而去追求那种要在十几年以后才可能兑现的单一作战能力。执意追求高成本和现代化的高精尖空军部队已经对美军的兵力规模、结构和飞行时数产生了负面影响。美空军过去追求F-22，现在追求F-35，放弃了专用的电子战飞机，冷落了支援这些飞机的训练计划以及熟悉电子战的机组人员，使得电子战飞机成为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专用武器。鉴于A-10即将退役，看来美军的近空支援能力难逃和电子战能力一样的命运。
作者认为美军不能像使用F-16和F-15E那样部署或使用F-35，因为负担不起这型飞机的运行维护成本及燃油消耗。兵力结构设计
现有的F-22机队是战术航空部队中高/中/低搭配模式中的高端部分。1个超大型F-35联队将填补F-117退役后遗留的隐身战斗机空档，该F-35联队参照驻守内华达州托诺帕测试场的第37战术战斗机联队形式组建。但高端飞机中的主要构成将是升级后的F-15C、F-15E和F-16C/D/F。第四代机队的许多升级装备将来自F-35计划，其中包括已可投入实战的F-35/F-22的先进子系统，将被改装到旧型战斗机上。实际上，F-15E和F-15C已经在进行某种程度的升级改装。传感器和电子战装备的升级应尽可能在空军内部全面推广，包括本文其他部分未予论述的B-52等。空军应该购买数目有限的新飞机，以60架F-15G和72架70批次的双座F-16F作为基线配置。购买的这些新飞机只是起到部分补充作用。装备70批次F-16F的飞行中队将是40批次飞行中队的就地升级，F-15G则替代久已退役的F-4G/EF-111A以及随之消失的重要飞行经验。在经济上可行时，现有的第四代飞机若仍有较长的使用寿命，应升级到一个共同标准。
高/中/低搭配模式的中档部分将包括A-10和各型T-X飞机（FT-X和ATX）。A-10有它自己的疲劳问题，新增OA-X飞机（美军空中作战司令部设想的一种现代化涡轮螺旋桨轻型攻击机，用于补充现有的战术空中作战（TACAIR）飞机）可允许空军减少A-10数量，递减到能确实可信地支援朝鲜半岛作战行动为宜。空军应该购买F-X飞机的3个变型，作为T-38的替代机。基本型T-X实质上是T-38的现代化版本，现货随取，它将构成数目最大的机群（400架）。AT-X将是T-X的全天候、多用途作战机型，拥有空对地作战能力，包括火炮、火箭和精准制导弹药。FT-X将是一款全功能轻型战斗机，配备现代化机载截击雷达和空对空导弹，可与F-16C媲美。FT-X非常适合空军国民警卫队执行领空主权警戒任务，亦可用作假想敌攻击机。因此，它可以替代已到达使用寿命期限的空军国民警卫队F-16飞机。AT-X和FT-X还可作为低成本、双用途战斗机/教练机用于出口（类似于F-5A/E）。TACAIR有人驾驶高/中/低搭配模式的低端部分是OA-X飞机，OA-X将承担非正规战争和反恐部署任务，并按需提供领空主权警戒支持。总的来说，替代方案不仅存在，而且能够使空军恢复长期闲置的作战能力和扩大部队规模。
战略风险管理
这支替代部队是否可行，与兵力结构的讨论密不可分，而兵力结构关系到能否实现21世纪空中力量的预期发展。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涉及联合部队的任何冲突也将涉及空中力量的运用；因此，我们应该仔细思考空中力量会给作战行动带来什么影响。
我们已经习惯的思维方式，是对潜在的冲突加以分类，从“最有可能发生”直到“最有威胁性”，然后认定最有威胁性的冲突是最重要的。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空军遵循了这种思维方式，结果却令人遗憾，空军让旧型号喷气战斗机担任主战飞机，这些飞机在此两场战争中只使用了很小部分的作战能力。空军偏爱的兵力结构注重最有威胁性的冲突，而这经常是指与实力等同或相当的敌方国家的正规武装部队进行大规模作战行动。
第五代战斗机被标榜为最强威胁的克星，仿佛我们必须使用这种飞机才能与实力相当的国家打仗。这种态度是典型的文化思维惯性使然，认为优势技术将给美国带来胜利，而如果我们缺乏技术最先进的飞机，就无法打赢。这种依赖装备和忽视战略的想法没有考虑到包含各种空中力量的作战方式具有多种可能性，而是偏重某个非常具体的专项精锐作战能力。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在越南战争中，我们明显拥有技术优势；在朝鲜战争中，双方大致上旗鼓相当；而在二次大战中，我们可以说在技术上落后于德国空军。但是，这几场冲突的结果和飞机技术的优劣并无必然联系。
从2001年以来流行的想法和做法是，除了最有威胁性的冲突之外，其他任何可能的冲突都属于“次等冲突”，都可以由精锐隐身战机部队有效摆平。在他们看来，F-35既然能够应对所谓的高端威胁，自然对其他任何形式的冲突更不在话下，因此被视为具有多种适用性。然而，现实情况并不支持这个结论。以阿富汗战争为例，美军当时根本不能像使用F-16和F-15E那样部署或使用F-35——因为负担不起这型飞机的运行维护成本及燃油消耗，更何况会造成飞机寿命递减。即使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使用第四代飞机，其成本也显着高于用现代化轻型攻击机实施相似的战略，因而“次等冲突”思维和做法给装备、后勤和人员都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实际上，根据有案可查的西方军事史，非正规冲突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战争形式。从伊拉克撤军和最终从阿富汗撤军都不能预示美国从此将不再参与非正规战争。目前，美国仍然涉足马里、菲律宾、阿富汗、巴基斯坦、也门、约旦、乌干达和非洲之角的事务；利比亚冲突的记忆逐渐淡薄，而叙利亚仍有可能成为冲突的热点。此外，各类冲突的分界线可能非常模糊——如果美国与中国为了台湾地区而发生冲突，只要是限制在常规冲突范围，也许算不上是对美国威胁性最大的冲突；另一方面，如果若干非正规挑战交集起来，却很有可能导致最具威胁性的局面，尤其是涉及某个拥核国家崩溃，或丧失关键资源、领土或某些全球共有资源使用权的时候。
使“次等冲突”思维方式更站不住脚的，是那种认为针对威胁性较低而范围较广的挑战所组建的部队其作战能力必定较弱的观点。非黑即白（隐身/非隐身）的二元分类法总是把续航力、军械多元化、载弹量、机动性、燃油经济性、航程和粗糙道面机场起降能力等作战能力因素视为无关紧要。冲突发生的环境是任何战争的决定因素之一，无疑会影响可运用的空中力量作战能力选择。如果所有的环境、战略和敌人都属于“次等冲突”类，都可用“隐身飞机”这副药方来解决，那么建造庞大的F-35机队尚有其道理。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
让部队全部配备第五代飞机的做法，还忽视了一支灵活机动的部队所具备的多用途适用性和威慑价值。机动灵活的部队能够执行多方面的任务，尤其是在危机突发、形势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只要风险在可承受范围，把作战航空兵部署到前线总是有价值的。对此类风险的判断同飞机的隐身特性没有关系，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才能把空中力量快速部署到严峻环境中，如何在人力有限的情况下，在没有备好的基地和固定基地设施的情况下开展作战行动。如果我们想把OA-X或AT-X飞机部署到乌克兰，即使我们知道这些飞机将面临地面火力威胁，这个决定也不难做出；相比之下，想对F-35进行同样部署，其决策要艰难得多。假定驻欧美国空军目前拥有轻型作战飞机（OA-X、AT-X和FT-X），这些飞机仅靠少量后勤支援就能够从乌克兰简陋的机场起降，那么面对来自俄罗斯的非正规威胁，驻欧盟军最高司令官无疑可以睡得更香一点——凭这些飞机就足以防御克里米亚。
分别以“最有威胁性”和“最有可能发生”为据而展开的无谓争论，其所围绕的是利弊交换的假命题。仅只针对最大威胁而设计的部队结构具有根本缺陷，因为它立足于一个错误的假设，认为解决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只需要动用第五代战斗机，更具体地说，是一种在没有电子战/压制敌防空系统能力支援下的、需要长跑道的短航程战斗机。一支部队，如果抛弃了应对最有可能发生的冲突所需的作战能力，将难以满足国防需要，因为这样的部队结构设计还基于另一个错误的假设，认为按最有可能发生的冲突而建设起来的部队不可能对同等对手产生威慑效应，因而没有什么价值。这两种假设都忽视了战争艺术的基本道理。如果拥有更多的可选方案，能够从更多的地方实施兵力部署，就会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对敌作战优势。如果蓄意减少可选方案，就会让敌方有机可乘，他们将专门针对作战能力狭窄的美国空军，组建和训练自己的部队。
本文从大范畴出发建议的替代部队设计，将使战斗机/攻击机中队数量增加，使可用于跟班飞行实习的飞机数量大幅度提高，同时可减少规划兵力展望所测算的运行维护费用。这个替代方案指出，战备状态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高速喷气机队承担的轮值负担过重，并据此设计出另一种部队结构，从而把大部分轮值负担转移到成本最低、运行维护费用最低、燃油消耗也最低的飞机上。按照这种方案，很多飞机将能够从简易跑道升空作战，有助于实施全球到达的使命。替代部队设计保留了压制先进防空系统的能力，但是恢复采用越战和“沙漠风暴”行动中行之有效的方法——由老练的机组人员驾驶专用飞机执行专门任务，支援攻击机。目前，美空军完全依赖海军提供干扰支援，替代部队方案将一反现行的做法，将反雷达/干扰机功能整合到F-15G中。替代部队方案将保留已经采购的F-35飞机，同时，美国将信守对伙伴国家做出的承诺，继续向它们提供先进作战功能。
这种替代方案还可生成各种附带效益，包括把研发低显性战斗机的昂贵成本负担推给中国，他们无法有效地使用这些飞机作远程力量投射，只能局限在中国大陆周边。按照本建议方案，尽管过去十年减少的战斗机数目没有补回来，但是机队的平均机龄略有缩短。替代部队将包含F-16F飞机，即增添一种中程F-16变型机，更适合在太平洋战区作战。增加成本低于重型战斗机的几种作战飞机，使美国空军能与新兴伙伴国家空军开展更有效的交往，扩大影响和开创负担分担的机会。重要的是，到2023年完成大部分采购任务后，将可腾出几十亿美元，在2023年之后用于研发和采购远程攻击轰炸机和/或下一代战斗机（F-X）——这是目前的规划兵力展望测算绝对无法实现的奖励效益。
解决战备方面的问题
通过终止F-35计划获得的资金，不能全部用于飞机采购和升级，尤其是在本文所述TACAIR可用飞机总数实际上有所增加的情况下。有些飞机计划，例如F-X和OA-X计划，最终会“赚钱”，因为运行维护成本低，既可满足当前需求，又可用节省的运行维护费用补偿采购费用。把燃油成本上涨计入维持费用比较困难，但是替代部队设计架构对这笔费用的容忍程度比规划兵力展望测算高，因为其燃油消耗较低。
TACAIR的有效性取决于是否特别注意若干其他领域——例如战备状态。鉴于已使用战备资金支付硬件装备采购账单，现在必须使用TACAIR系统专用资金来弥补战备资金的短缺部分。终止F-35计划的一个目的是，避免美军目前的低战备状态延伸为永久性状态。第二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领域是弹仓深度。尽管暂时放弃了让飞机进入最危险的敌方防空圈的（假定胜任）能力，空军也不应该完全放弃对敌方防御目标构成威胁的能力。这就要求增加对防区外打击武器的投资，包括AGM-158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导弹和反辐射导弹。这还意味着需要增加改良型空空导弹数量，并且研发适合放置在F-35武器舱内的高性能和高战斗力武器。恢复长期闲置的反地面发射武器，在太平洋区域也是至关重要的。第三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领域是系统的运用，尤其是传感器和通讯系统运用。这原本是研发F-35的成果，现在如果终止此研发计划，可继续利用其研发成果，即把原本用于F-35的先进雷达、电子战装置和数据链路技术用于其他战斗机和常规轰炸机中。
结语
现在该是理性讨论F-35计划的时候了。这样的对话必须抛弃关于虚设的对抗空域范围的空谈，认真考虑整个空中作战部队的状况及其在全球各地的运用。美军早已明白不能指望F-35计划会在宽广的作战范畴内提供显着超越原有计划的作战能力。F-35计划的设计宗旨是应对实际上并未发生的欧洲冲突和低于目前状态的更高端威胁环境，它并不比其前辈飞机有多大改进，却要求从不断紧缩的经费中占用巨额资源。空军应该以陆军处理“科曼奇”直升机计划的方式为榜样，考虑取消F-35计划，停止执意追求短程隐身飞机专项作战能力，改为创建一支注重强大的广泛作战能力的现代化空中作战部队。面临连续10年的预算削减和20多年的持续作战，空军必须以稳妥的方式恢复作战能力。这样做将有助于解决各种附带问题，包括部队战备状态、全球到达能力和可用的战斗机/攻击机机组人员数量。F-35计划的可行替代方案是存在的，关键在于美国是否有勇气正视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