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还是做服务员，慢慢觉得没什么意思，钱也不多，于是就开始做营销。”李勒巴对记者说，自己非常想挣钱，一来可以改善家里的生活，二来一定要向家人证明自己。
“营销是可以提成的，做得好就可以挣到不少。比做服务员好，那个是拿死工资。”李勒巴选择了一家化妆品专卖店推销精油产品，每月底薪有1200元，再根据业绩提成、分红。
这样的收入，在刚开始的时候还能维持日常开支，弟弟的到来，则很快让李勒巴捉襟见肘———昂贵的学费、不断上涨的生活费。李勒巴不愿意让弟弟的生活与同龄人差别太大，因为这个孩子的生命中过早地承受了太多东西。她希望能弥补弟弟。
3月底刚到深圳，李勒巴就给弟弟找到一家私立的幼儿教育机构做插班生。私立学校的费用很高，而且按月支付。“自己能省的就省了。弟弟是我的命，上学很重要，我希望他将来能上大学。”
为了能顺利上小学，李勒巴打算下个月就开始为弟弟找学校。她希望找一个离家近、教学质量高、富有爱心的公立学校给弟弟就读。
弟弟李丙成今年5岁，长得十分秀气，很招人喜爱。但是一见到陌生人就总想逃开，不跟你说一句话，眼睛一直盯着地上，两只小手也紧紧攥着衣角。
李勒巴告诉记者，弟弟以前是个活泼的小子，逢人就笑，而现在完全判若两人。“他是哈尼族孩子，从来没出过远门，没学过汉语拼音，所以到现在不会讲也听不懂普通话。在幼儿园，老师和同学讲些什么、唱些什么，他根本不能明白，每天就跟哑巴和聋子差不多。这一点让孩子更痛苦。”
李勒巴说，出事以后，她都很难睡着觉。“其实，我很想睡着，不为别的，只为可能梦见和弟弟一起在深圳开心地生活，就像其他家庭一样。”
■对话李勒巴
很想回家给家人立碑
两个小时的谈话，李勒巴哭了6次，用完了桌上的两包纸巾。她的同事、好友静坐在一旁，眼睛早已湿透。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不知道怎么开口。事情整整两个月了，你的同事说你瘦了好几圈。
李勒巴（以下简称李）：说真的，到现在，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们一家人对人都很和气，从来不得罪人。李强来借钱的时候，我家里人都很热情。没想到，借钱把命都丢了。我离开家的时候，还是好好的，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记：深圳的生活成本很高，看到你在这里过得很辛苦，而弟弟又听不懂普通话。你有没有想过重新回云南，那里至少还有一些亲戚朋友？
李：一定不回老家了。我太害怕看到那个家、那座房子，就这样忘记好了。我带着弟弟会好好活着。要不是因为他，我肯定自杀了。现在就先留在深圳吧，如果以后实在过不下去，再想别的办法、去别的城市。
记：你现在经济上有多困难？
李：吃饭过日子是够了，就是弟弟上学的钱，上完了幼儿园还要上小学。还有家里的七万块钱债我要还。以前妹妹生病，家里用钱都是我给的，现在手里没有什么积蓄。我愿意给家里花钱，本来出来打工这么辛苦，就是想让家里的日子好起来。
记：有没有想过别的办法？比如，给弟弟找一个好人家领养，这样他的生活或许比现在要好一点。这么小就跟着你漂泊，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李：明白你的意思，我也想过，也可以接受，但家里的叔叔们是不可能同意的。我还有个奶奶，一直跟叔叔过，她也不会同意的。我们老家、我们这个民族都比较传统，不能接受把孩子给别人家领养这种事情。我不想让别的亲戚说闲话。还是自己抚养弟弟吧！
记：在深圳有没有别的亲人，有男朋友吗？
李：有男朋友，我们在一起4年了，他很帮我，我很感激他。其他的亲戚就没有了。
记：男朋友知道你的事情吗？他有什么想法？
李：知道，他全知道，我什么事情都不瞒他。他也支持我抚养弟弟成人。
记：还会回老家去看看吗？亲人的墓地你去过吗？
李：应该不会回去了吧。我们哈尼族的习惯跟汉族不同，我们是不能给先人扫墓的，也不能亲自安葬他们，都是乡亲们帮我们做这些事。所以，到后来，我连他们的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墓地也没有去过。不过，将来如果我跟弟弟日子好起来，我很想回去给他们立个碑。
记：现在凶手已经抓到了，什么时候宣判？当地有没有给你们一些赔偿？
李：还在诉讼程序中，我上次打电话到县里，他们说快要审判了。赔偿要等法庭判决，政府给了我家六千元的丧葬费和抚恤费。我希望，凶手能早日受到惩罚，这也是唯一能给我的安慰。
■专家呼吁
社会共同关爱小丙成
“幼年时期亲眼目睹这一幕人间惨剧，更可怕的是发生在自己最熟悉的至亲身上，这对孩子的毁灭性打击是不言而喻的。全社会都该关爱这个特殊的孩子。”从事早期教育实践与研究长达20年的专家王郁卉女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一连说了三遍“太可怜了”。
“五岁的孩子已经有了很强的认知能力与记忆能力，惨剧发生时那血淋淋的一幕会强烈刺激孩子的脑部神经，使神经受到压迫。孩子有可能会出现社交紧张、严重焦虑、口吃、咬指甲、情绪不稳定等病状表征。”王郁卉表示，幼童的脑神经异常脆弱，在经受如此的打击后一定要充分放松、在愉快地生活环境中矫正：“这显然需要整个社会特别是所在城市给予足够的关爱，生活环境的舒适和畅顺的沟通会给孩子幼小的心灵带来抚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