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家和旧版主创纷纷表态批新红楼造型
编辑盘点：浩歌博谈
新红楼接近拍摄尾声的探班活动，再次把饱受争议的造型门推回人们的视线，《新民晚报》刊登中国剧协副主席魏明伦的专访，对新红楼造型提出尖锐批评：
贴片子造型三脱离成笑柄
6月23日，中国剧协副主席魏明伦在接受《新民晚报》记者俞亮鑫电话采访时对新版电视剧《红楼梦》金陵十二钗的发型设计提出尖锐批评。他说，20日晚，他在北京卫视看到了一个多小时有关新版《红楼梦》的电视节目，大观园中的女性形象除贾母和小丫鬟外，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王夫人等女性主要人物均在头上采用了现代戏曲舞台上的“贴片子”，这种头饰其实最早是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戏曲舞台上才开始有的，这与曹雪芹笔下明代头饰完全是两个年代两回事。这种荒诞的设计严重脱离人物、脱离历史、脱离生活。
魏明伦说，他在荧屏上看到，剧中不仅金陵十二钗，甚至连十二副钗头上戴的全是“贴片子”。这种不伦不类的“三脱离”的头饰设计，给这部投资巨大的经典名著已造成巨大的遗憾。新版《红楼梦》是一部生活化的电视剧，而不是戏曲片，采用这种头饰的理由何在？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五十多年前上海拍摄由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越剧电影《红楼梦》，银幕上大观园中的女性形象均严格地按照明代服饰设计。魏明伦说，“贴片子”这一头饰其实是戏曲舞台上的青衣花旦采用的，并与“捆头”“吊眉”配套使用。青衣花旦的“贴片子”与须生的髯口、武将的靠旗一样，都不是生活中有的，而是为戏曲舞台表演设计的。唐伯虎、仇英等明代以来的仕女图上，均找不到这种“贴片子”；各种《红楼梦》版本上的插图，也没有这种“贴片子”。这种“贴片子”在生活中根本无法正常使用，它怕汗水沾，每次只能用三四小时。下回演戏再用前，必须用榆树刨花和它一起用水浸泡后再用，用一次泡一次，十分麻烦。因此，他认为，让金陵十二钗头戴只有戏曲演员才用的“贴片子”，让大观园中的女性集体变成戏曲演员，实在是个大笑料！不知李少红、叶锦添对此能作什么解释？
网友PS合成照讥讽新造型
主流红学家造型刚出来就表态
媒体披露造型后，一些主流红学家终于打破了沉默，开始公开炮轰李少红版的新《红楼梦》电视剧了。首先发难的是中国红学会秘书长孙玉明，他向媒体表示：“我也是李少红版《红楼梦》的文学统筹，年轻编剧写的第一稿我看了很不满意，再写第二稿时就做了大量删改，写第三稿时又增加了很多旁白……他们在慢慢和原著靠近，对这些小字辈而言，完成这么一个大部头的作品非常不易。”表面客气，但谁都看得出来一肚子不满意，所以孙玉明的结论是：“我个人认为，个别年轻的编剧对红学原著的理解和认识还是有一些偏差。”（2008年6月30日《北京日报》）板子打在“年轻的编剧”身上，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冲着导演李少红去的。
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邓遂夫就比较坦率，他对黛钗的“额妆”表示了极大的反感：“头上那些东西弄得太过了，有点故弄玄虚、胡编乱造的感觉。戏曲造型都不会有这么难看。”（7月2日《都市快报》）真是毫不客气，不留情面。此前，当问到对于“额妆”的评价时，孙玉明称家人生病无暇看定妆照，而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则是以“对造型问题一窍不通”而刻意回避过去了。他们的回避，明显就是不认可“额妆”的姿态。邓遂夫已经把话挑明，孙玉明、张庆善当然不需要再重复了。
更能够说明问题的是最近《红楼梦学刊》发表了中国红学会副会长沈治钧的评论文章《不泼冷水，不灌烧酒——平心关注〈红楼梦〉重上荧屏》。说是“平心关注”，其实很是激愤，文章将批判矛头直接对准了李少红：“1996年李少红等执导的《雷雨》（20集）严重歪曲了曹禺的创作本意，将一代名剧篡改成了俗不可耐的言情闹剧，完全体现不出繁漪那狂躁的性格特征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潜在心理依据。”“你看，电视剧《雷雨》的形式就相当考究，用光采用了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法，格外悦目，而且演员选择适当，音乐也挺感人，场景也算得体，可惜主题过度扭曲，千方百计添枝加叶反而导致内容严重缺失，然则，形式再精致也难以打动观众了。该剧对曹禺及其《雷雨》无疑亦属公然冒犯，肆意羞辱，是电视连续剧糟蹋文学名著的一个典型案例。套用‘馒头血案’中导演陈凯歌的话讲，电视剧不能无聊到这样的地步。”抨击之犀利，令人大为吃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