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于狭窄化、平庸化的工具性的高度算计是上海两性关系冷漠的原因。在两性战争中，城市前中产阶级以及整合进去的晚近阶层，同样领导着市民潮流，在两性战争中既是导演，又是主角。大幅度上升的离婚率并不能说明城市在走向新的性文明，相反标示着越来越多的人更为迫不及待的见利忘义。“嗲”的国际流通掀起“外嫁热”，导致“白脸”的尴尬。这尴尬是命中注定的，因为两性共同认定商业性和契约性。男人情面、场面、脸面“三碗面”，“一碗”也吃不了，骗子越来越多。女人性武器化，性便逃跑了。两性撕搏于恶性循环中。
女人要“身价”，男人“白脸”化，当高度的算计内化为一种人格，你说这个城市的两性关系好得到那里去？！
大概是1991年初夏，上海的一家报纸曾详细披露了一位沪籍著名女歌星巨款被男友席卷的内幕。一时间社会各界议论纷纷，给了我一个趁机具体了解上海主流文化价值判断的机会。我问过许多人的看法，结论大同小异：谴责逃之夭夭的北方（外地）男人，而更主要是怪她自己不好。一位身处文化界的中年男人告诉我：用上海话说，她是上海小姑娘中“痴头呆脑”的典型，为啥不晓得“防一脚”，活该被“斩”进。从中我发现在上海的文化氛围内，这种事是罕见的。绝大多数人在两性关系中绝不会冒险，从没想过无条件的全部身心投入是获得幸福的基础。类似的社会新闻提醒的是经验主义的上海人“预防小心”“小心火烛”。“笑贫不笑娼”。一位朋友告诉我，他住的楼里有一位作肉体生意的姑娘。白天睡觉，晚上“上班”，全楼皆知。一天邻居的一位中学教师来串门，谈起她，讲得心平气和，和谈论一个正当职业没有两样。朋友要我别吃惊：作为教师， 他的道德标准应该很高，但这是上海，没什么激愤之言也很正常。他又补充说，如果这个女孩不是去“卖”，而是天天出去与一个男友幽会，完全可能被这位教师看不惯，被鄙称为“倒贴户头”、“十三点”。
看来，把宏观意义上的两性关系的人判分为男人和女人这两大世界，从单一的对立的角度出发去考察两性关系是一种肤浅。没有单由性别决定的立场和态度，以上的两个例子便是说明。是上海的男人和女人们共同认同了两性关系的商业性和广泛意义上的经济契约性。从女人的角度也不难发现内容同一的事例。一位成功的朋友略带苦恼地告诉我，单位里，妇女和姑娘都认为他“花”，甚至有人半开玩笑对他说：你要得病就只会得艾滋病。一致认为他女朋友多得很。他指天发誓说自己是传统派，每天晚上不是去卡拉ok、跳舞、幽会，而是孤灯夜读，但没人相信，而且连这种说法都是“花”的表现。开始他有点紧张，觉得人言可畏，后来发现她们没有一点恶意，而是认为他其实子虚乌有的“花”是应该的。既然有地位、有名气、不难看、口才好，“花”一点也没什么不可以。
上海人的男女关系是一场高度默契的两性战争。
虽然统计数字表明上海的离婚率在大幅度上升，但一位来自京城的著名影视明星对比之下，还是赞叹上海婚姻的稳定。我说这其实并没脱离平庸和功利的境地，在高度算计的谨慎的考虑基础上产生的婚姻当然在统计的意义上相对稳定。耿文秀女士发现家庭中夫妻间的冷漠程度，以上海比较突出，她说：两性结合意味着与社会的适度疏离。现代婚姻中，男人与女人应是灵与肉的高度统一。
上海的不少夫妻间缺乏安全感，没法放松，因而少真正的感情。对上海男人从工人到高级知识分子普遍存私房钱，她评论说：有人报以幽默的态度，其实只说明夫妻间信任度差。上海还有家庭开支记帐，双方按比例承担，没法想象这种家庭感情会好。在两性关系中，不该留一手的地方留一手，成为人的习惯，是高度的理智的基础上建立家庭的必然结果。
讲利害和算计无疑会使人跟着社会公共价值走，它充分地表达出了狭窄的实用工具理性的悲剧性。在社会的动荡和变革中尤其会自食其果。小开、伪官僚、南下干部、劳模、出身好的人、解放军将士、高干子弟、知识分子等等都在上海滩吃香过并进入轮回，有多少“出身婚姻”、“劳模婚姻”、“文凭婚姻”、“落实政策婚姻”步入冷战和搁浅。有多少夫妻几十年，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和互相看不起，和儿子睡一张床，和女儿睡一张床，就是不和夫与妻睡一床，撒、拉、洗、换在一个房间里，但消解了性的全部含义，中性化、生理化、医学化，那么残酷！
同样紧跟公共价值，在两性关系中，照样人也是要“做”的。于是又得充当“面子”的“管制分子”。离婚难看吗？！许多家庭为此宁愿是“互助组”、“维持会”。更复杂还有要讲“良心”之类的道德约束（在中下层中至今仍还比较有力）。其实，它也是商业化的一个必要构成，反映出的是保证必要秩序的中庸性。没它，大家迅雷不及掩耳地“见利忘义”，无起码的契约意识，一片混乱，谁也没好处，上海话中“良心”之类的道德词也不道德。正因为此，对外恋，上海人不说有情人，说“轧姘头”。我认为词用得漂亮。在现代的标准里，由于行为人的胆怯、心虚和鬼鬼祟祟，它毫无美感可言；而在市民约定俗成中，确实如贪污如偷盗，起码形同捡皮夹子。
社会学家邓伟志教授不久前在“热门话题”专栏呼吁严肃地研究上海的婚前同居、婚外恋、离异、独居问题。他提到，据统计，上海的离婚率是徐汇、卢湾等高知、高干家庭集中的区高于普陀、闸北等体力劳者多的区。这个事实，仅从表层看，我们可能得到积极的结论，认为它隐含着某种进步，是觉醒者们大胆迈向新文明的开始。但进入具体的考察，我们将发现这种乐观是盲目和想当然的。能看到的是大多数悲喜剧骨子里不过是原来范畴内的新变异，原地打圈之中唯一的变化倒是更大胆地摆脱了在低下阶层仍有力量的“良心”约束，迫不及待地追求有形和无形的实利，没有一丝高扬现代人文明精神的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