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富是国家存在的重要理由之一。在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被定为今后五年的主要发展目标之一，民富因此成为当前的一个热门话题。将民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个政策值得庆贺。决策者们需要为政策调整做出极大的努力，前方并非全是坦途。中下层民众已经为富裕生活奋斗了很多年，显然，这是一个艰难的目标。
富民政策与强大国家
在上世纪80年代，“感谢党的富民政策”是最常见的宣传词组之一。那时的“富民政策”其实很简单，只是不再那么压制“民”谋求富裕生活的愿望，官员不再那么恐惧“资本主义尾巴”。民不畏死，民畏贫穷。在长期贫困之后，人们有强烈的致富愿望：为了很少一点收入，为了改善家人的生活，各种“民工”含辛茹苦地劳作；长期贫穷和“人口红利”制造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他们是中国过去3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最大推动力。
在30年辛劳之后，人们的生活有了改善，但小康对于其中的许多人来说仍然遥不可及。在很多情况下，贫穷不是人们自己的过错，他们付出了劳动，却没有得到应得的收入和社会保障。新“富民政策”应该着力减少从他们那里拿走的财富。即使今后五年中国的财富总量不增加，仅仅更加公正的分配也足以使所有穷人脱贫。但是，不差钱并不会减少“富民”政策的艰难。
民富是一个很悠久的愿望。把“民富”与“国强”放在一起，大约出自汉朝历史学家赵晔。《吴越春秋》说：“民富国强，众安道泰。”他把“民”放在“国”的前面，把“民富”放在“国强”的前面。“国”显然指有形的政府，而不是现代那个无所不在的、形而上的神圣物。古人的头脑很清醒，这是真正的以民为本。只有这个顺序才能够使民众平安、价值体系安稳。
到了近代，大约受日本明治维新思想的影响，两者的顺序颠倒过来，变成了“国强民富”。这个颠倒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迫切愿望，却是有害的。在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民没有富，国也没有强；日本的国强了，却在二战中被打败了。过于强大的“国家”必然危害国家——不仅是政府和官员。
此外，人们还往往忽视一个事实：“民富”与“国强”的目标经常是不一致的，而且不仅是先后顺序的差异。在很多时候，民穷正是因为国强。强大的国家压制了民众创造财富的动力，如“文革”前后所看到的；或者民众创造的财富可以被轻松拿走。只有当国家对人民负责，而不再是人民的重负时，民才可能真正富裕，社会才可能真正稳定，国家才可能真正繁荣。
由此，本文的标题“民富是国强之源”可能导致误解：民富是为了国强。这个解读颠倒了两者的轻重顺序。实际上，把国家放在人民之前，恰恰是导致民贫的原因之一。国家存在的理由应该是保护国民和他们的财富，国强是为了保护民富，保护社会公正。民众创造财富却不是为了供养官员。
历史背景
这里介绍一小点历史背景，也许有助于读者理解我们今天的处境。
孔子是教育家和道德家，他提倡安贫乐道。但对于普通民众，他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论语·子路》记载，孔子感叹卫国人口众多。冉有问，人多之后呢？孔子说：“富之。”冉有再问，富了之后呢？孔子说：“教之。”对于民众，孔子把富裕放在第一位。他不怕富裕的民众。
儒家学说要求士大夫发挥道德模范作用，体恤民众，不支持建立为所欲为的官府。因此，虽然有昏君的贪得无厌，有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但至少在指导思想上，中国历代政府一般是不经营商业与民争利的。官府的收入主要是税赋。在政治清明的时候，官府很克制，允许民众享有他们创造的大部分财富。这是中国在历史上经常是世界最发达、最繁荣的地方的主要原因。
在另一方面，官僚机构限制了商业的发展，商人受到歧视，商业合同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在政治昏暗的时候，这个缺陷必然更加重创财源。因此，在王朝末年，经济萧条，财政崩溃。
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作者安格斯·麦迪森认为，中国人均生活水平在宋朝提高最快，在明清时期大约持平。在19世纪初，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拉开西方与传统农业社会之间的距离。他认为，从1820到1952年，中国在世界GDP的份额从1/3降到了1/20，实际人均收入从世界水平的90%下降了1/4。据托马斯·罗斯基在 《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中介绍的研究成果，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的人均年产出增长率超过了1%，接近日本在1897-1931年的数字；私人消费上升了10%，年均0.5%。这在当时算是不错的记录。罗斯基的结论是：在1937年之前，中国经济有“相当大的扩张”。此后的侵略和内战使得民生凋敝。麦迪森愿意采信计划经济的数字。他认为，从1952到1978年，中国经济有所增长，但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却继续下降。由于民生被忽视，1978年的人均实际收入很可能低于1820年的水平。1978年之后，经济增长迅速，政府变得非常富有和强大，但普通民众的收入仍然提高有限。
麦迪森赞同韦伯和巴拉兹的研究结果，中国长期落后的原因主要在官府。国家主导经济活动，而官僚使用权力时有很大的随意性，百姓处于依附地位。“中国官僚体制下的掠夺性的财政手段，以及潜在的司法审判上的随意性，约束了资本主义发展，也抑制了人们的冒险精神。”
国民的富裕状况
从1979年开始，中国经济经过了30年的高速发展，成绩斐然。根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09年中国的名义人均GDP是3735美元，上升到世界第99位，排在我们曾经不惜血本援助的“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阿尔巴尼亚之后，为名单中第八名的美国的8%。据说，多年来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了（虽然中国很多商品的价格高于美国）。那么，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仍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中国人均GDP是6778美元，在世界排名中上升两个位次，到了第97名，但仍在阿尔巴尼亚（升至第94名）之后，不到第六名的美国的15%。
由于经济增长和货币升值，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位置可能将上升；但由于物价上涨，大部分（主要是中低收入）民众的生活水平正在下降中，统计局的专业词汇是“富裕程度下降”。
以人均GDP算，中国是穷国，但由于用于工资的份额过小，从而加剧了贫穷。在官方的各种统计数字之外，独立学者刘植荣研究世界各国的工资水准和社会保障，发表了研究成果《世界工资研究》。他的结论是：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准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也为159位，低于32个非洲国家。许多非洲国家接受中国援助。
基尼系数是表示社会收入分配不平均程度的指标，数值在0和1之间，越大代表分配越不平均。0.4以上表明收入差距很大，属不合理之列。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75。有学者认为，2009年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0.5。不论怎样，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非常大，位于世界前列。
中国还有各种收入分配差距，最为明显的是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政府和国企）官员与民众之间。其不合理性在于差距是由权力造成的，而不是能力。最大贫困群体在7亿农民和2亿失业者中。
中国需要公平的商业竞争，也需要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这个任务只能由政府和法律来完成。但中国的现实是，政府拿走了大头，而且很少以福利的形式返还给民众，而且有形和隐形福利的主要受益者是公务员和国企员工等高收入者。这样的政策只会进一步加剧了全民的收入差距。
养老金本应是国民基本福利。据《墨尔本美世全球养老金指数2010》，中国的基本养老金体系尚未覆盖全部就业人口，指数值从2009年的48.0跌落到今年的40.3，因而下降到指数排名的最后一位，即世界倒数第一。养老金亏空和正在汹涌而来的老龄化使得改善前景很不乐观。养老只不过是社会的沉重负担之一。而教育、医疗乃至死亡都要收取高额费用，中等收入者难以承受。此外，贫民还可能被欠薪，被暴力拆迁，被城管驱赶，还会遭遇物价上涨等等。
欧盟对贫困的定义是：收入不足中等收入的60%。这个标准适合贫富差距较小的社会，但我们可以拿来作为参照。据官方统计数字，2009年北京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是26738元，等于每月2228元。因此，根据欧盟的贫困定义，凡在北京城镇地区工作的人，只要月平均收入少于1337元就是贫困者。这是人均收入，如果他们需要抚养子女、赡养老人，收入还必须相应增加才不至于落入贫困。而我们实际的贫困标准还低于这个数字。2010年7月1日起，北京的低保标准是城镇每月430元/人，农村是210元/人。这两个数字虽然已经是较低的，但仍大大高于全国通行的贫困线：1196元/年，或近100元/月。据10月份新闻报道，全国贫困线可能将有100多元/年的“大幅提高”，某些穷人的每月人均生活费或许上升到110多元。但这样的“大幅”不是每年都有，而且远低于统计局公布的人均年度收入增幅——近年来平均在两位数以上。
当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被认定为贫困者、得到政府的贫困补助，这三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根据不同需要，贫困人口的统计数字有时会大幅度增加或减少；而有钱人领取困难补助、住经济适用房的新闻早已屡见不鲜。富人为什么致富，穷人为什么贫穷，由此可略见端倪。
多年来，国际上绝对贫困线标准是每人每天生活费少于1.25美元。按照近期汇率，1.25美元/天约等于8.34元人民币/天，或254元/月、3044元/年。对于数亿中国人，这已是高收入了。
政府的收入和消费
在遭遇全球经济危机的2009年，企业普遍不景气，有很多倒闭。这年的全中国财政收入达6.8万亿元，同比增长11.7%。今年前7个月，全国财政收入是5.1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7％，今年全年的财政收入必将超过8万亿。这样的增幅在过去10多年中是常态，远远超过经济的增长速度，是其2倍以上。在一定的总量中，政府收入的增加就意味着国民收入的减少。
在《福布斯》杂志2009年的税负痛苦指数排行中，中国在全球65个国家中名列第二，仅次于法国。但法国是一个福利国家，而中国不是。对此，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撰文说，中国的税收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公共支出需求。在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宏观税负既有上升的必要，也有提升的空间。他的文章预示着今后政府将继续加税。
在2009年，政府预算收入总额占GDP的20.42%。但这笔收入只是政府收入的一部分，总共有五项收入，总称为“全口径收入”。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从1998年到2009年，政府的全口径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4%提高到32.2%，达10.8万亿元。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张曙光和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讲师张弛联合撰文指出，再加上国有企业的垄断利润，2009年政府收入占GDP的一半左右。他们说，这个总额还 “不包括无法统计的数字”。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收费和罚款是地方政府一些部门的大财源。这些财富一般不计入政府收入总额。
虽然政府拿走了GDP的一半或更多，而且其中一半的来源和去向都不很明确，钱仍然不够花，许多地方政府积累了巨额赤字。政府正在使用增税加税、印钱、垄断企业产品涨价等手段来增加收入，其代价必然是民众的生活水平下降。这些措施显然有违“富民”的承诺。
那么，这些从民间收来的财富到哪里去了呢？
其中一部分用来投资，如“铁公鸡”——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当然还有各地壮观的政府大楼。而民众必须支付高价才能使用这些建设成本昂贵的设施。中国还有庞大的权力机构，官员们消耗着巨额财政收入。
在正当的财富和技术的创造上，人们的冲动或许已经减少了。在收入分配的蛋糕上，利益早已被瓜分殆尽。哪个利益集团愿意为穷人或全体国民，从他们占有的份额上切出一部分呢？
“另一条道路”
与北美相比，拉丁美洲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较高的发展起点。但他们的政治结构妨碍公平竞争，专制扼杀了创造力。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已是发达国家，拉美仍很落后，有点像殖民时期的母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国家在全球竞争中输给了英国。在20世纪，穷人的抗争是普遍现象，而拉美的革命者更是走向了极端。
1987年，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出版《另一条道路》。这不是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而是一条与秘鲁革命左派游击队“光辉道路”不同的道路。因为这本经济学著作，德·索托建立的智囊团遭到“光辉道路”的汽车炸弹袭击，可见此书的威力实在不一般。
作者本人对《另一条道路》有很精辟的总结，可以省去笔者寻找其“中心思想”的苦恼。他说：“我所了解的一个最现实、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底层人民拥有获得成功的钥匙。他们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最渴望获得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