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炳才：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主要是对储备货币来说的，因为储备货币金融资产巨大；也是对国际投机资本来说的，因为投机资本力量巨大。而对非储备货币（双边或多边主权货币）和流出境外的人民币开放，其风险都不大，因为这些经济体主要是实体经济，金融资产规模相对小，衍生品工具也少。因此，未来资本账户开放的重点将是币种，范围可以很广泛，不受限制。即使是储备货币，采取对等开放，也可以控制风险。
如果从人民币国际结算开始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将来就应该允许境外机构在境内开设人民币投资、理财账户，允许境内外商业银行相互之间进行人民币拆借和授信，允许双边银行进入对方货币市场。考虑到风险控制，企业在境内的证券投资可以晚些开放，但银行之间的主权货币债权债务可以早些开放。
陈道富：资本账户的改革，在证券投资方面，仍需要坚持通道管理，根据国内承受和管理风险的能力，逐步扩大管道规模。近期应尽快将人民币与其他外币平等化，任何允许以外币进行的资本账户交易，也应允许人民币交易。在国内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方面，近期可逐步允许债券和股票一级市场在有规模和资格控制下的有限度对外开放。目前正在讨论的人民币债券和国际板，都是资本市场一级市场对外开放的尝试。
鲁政委：未来资本项目开放的“重点”，可能会主要集中在人民币国际化和推动企业走出去方面。具体来说，从业务管理模式来看，未来可能会从目前的以“事项审批”为主的模式转向以“主体白名单”为主的管理模式，即行为记录良好的企业，将能够获得资本项下更大、更自由的权限；从地域来看，围绕着推动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尽快形成，也将是未来资本项目开放的主要内容。
赵庆明：从风险可控的角度看，我认为未来“有重点、有选择”的开放项目可能包括以下这些方面：境内外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存款和贷款，跨国公司总部与子公司、子公司之间的跨国的存款与贷款，中国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境外公司来华发行上市等。
三、资本项目可兑换尚需时日
上海证券报：您认为资本项目开放需要遵循怎样的路径？需要什么样的宏观经济环境来匹配？现阶段距离资本项目可兑换还有多远的距离？
赵庆明：我认为资本项目开放应该遵循先易后难、先低风险再高风险的原则，具体路径就是：先开放存贷款，再开放债券投资，最后开放股票投资和衍生品投资；先对金融机构开放，再对企业开放，最后对个人开放。
从宏观经济环境来看，最需要的是中国资源和能源价格及管理机制与国际接轨。除了FDI，我国资本项目还是全面管制的，还处于开放的初期。现阶段距离资本项目可兑换，如果用时间维度来观察，我想至少需要10年时间，这与发达国家当时的缓慢地逐步开放相比，已经是在加速了。
陈道富：我国资本账户中的大量项目已实现了自由兑换，当前真正仍严格管制的项目并不多，限制主要集中在借用外债、跨境证券投资和中资机构对外贷款、直接投资等项下，且以交易管制为主。
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可把握以下原则：一是在人民币汇率找到均衡水平并将汇率波动区间扩大到一定幅度之前，仍宜保持对资本流出入的规模控制。二是资本账户开放要与国内的市场化改革相配套。三是资本账户开放要结合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展开。四是资本账户开放要与加强金融监管，提高宏观调控的灵活性相联系。五是不同时期对不同类型的资本跨境流动采取不同的管制思路。六是逐步提高审慎管理要求，侧重交易层面的管理，逐步放开汇兑环节不必要的限制。七是金融业对内开放要优先于对外开放。八是加强资本流动的监测，保留与国内市场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规模控制和动态调整政策的权力。
鲁政委：在资本项目的渐进开放中，主要应关注的问题是汇率波动与金融体系和经济主体的承受能力是否匹配、国际资本流动与资本监测和管理能力是否匹配？基于这两点，在未来资本项目的开放中，某项新业务的推出可以考虑总体遵循“先机构后个人、先长期后短期、先实业后虚拟、先实需后非实需、先低杠杆后高杠杆”的路径。
资本项目开放所必须具备的宏观环境配套，至少应该包括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国际收支的可持续性（较为充足的外汇储备、不存在巨大经常项目赤字），财政的可持续性（不存在巨大财政赤字）、不存在显著的资产价格泡沫和过高通胀、金融体系稳定性具有可持续性、国际国内对该国经济的稳定发展都信心十足。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资本的流动才是总体平稳的；或者即便国际资本流动有时出现明显波动，该国也能够承受。
从目前来看，在人民币汇率完全自由浮动、国内利率市场化实现之前，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能很难完成。由此，我国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至少还需要5-10年时间。
陈炳才：资本账户的开放路径既复杂，又简单。如果我们按照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理论来进行开放路径的选择，无论附加多少前提条件，那个路径都不可靠，实行完全可兑换风险巨大，时间遥远。而如果从币种入手，尤其是从人民币本身入手，这样的资本账户开放，没有什么风险，可以尽快推进。
四、热钱或换 “新衣”
上海证券报：由于资本项目存在一定管制，现阶段“热钱”主要通过经常项目流入，即易纲所称“披着合法的外衣”。随着资本项目的逐步放开，您认为“热钱”流入途径和趋势会怎样改变？
陈炳才：如果不改变思路和政策，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还会持续，每年以4000亿-5000亿美元的规模增加。这些顺差，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热钱，而是套利资金，它有贸易和投资背景（有可能是虚假贸易和投资）。由于我国经济的高增长仍然会持续下去，套利资金仍然会大量进入，关键问题在于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要到位，要让境外到中国的企业愿意使用人民币而不是将储备货币兑换为人民币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