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亟须撬动市场的杠杆化支点
出租车行业的困境不是孤立封闭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应对和化解危机的办法，只能是暂时有效或效用有限，而且极有可能留下更大、更复杂的社会隐患。因此，其改革也必须放在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背景下予以把握和进行。特别是，当前如何把这一行业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催生更多的经济效益、促进就业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
出租车牌照拍卖作为当前突破该行业发展“瓶颈”困境的一个恰当办法，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用一揽子方法开启解决多重紧迫问题的路径。
“出租车牌拍卖”可撬动数千亿元的产业链。首先是来自车牌本身的收入。在香港和澳门，一块车牌照平均拍卖价格分别已达200多万港元和120万澳元左右。我们试行不妨降低门槛，可以大城市30万元人民币一块车牌和二、三线城市分别以20万元、10万元人民币一块车牌起拍。仅此一项，全国财政收入就可高达数千亿元。第二，牌照自由拍卖后还可进行转让(因为有自用、组建和加盟等多种运营模式)，但要收取车牌转让所得税，转让次数越多，纳税率越高(此举也会有效抑制“牌照黄牛”)。第三，出租车驾驶员由“为公司干”到“为自己干”，势必利用优质车辆和服务来争取客源，这带动了车辆更新，有助于当前我国汽车制造业和相关产业的振兴。
其二是有利于以此为肇，推动出租车行业新的管理模式的建立。
这个新模式的轮廓依照国际通行方法可简称为“两头放开，中间管好”。即：在制定最基本的标准条件下，所有通过资格考试者在进入和退出出租车行业市场这两头，完全放开，实行自由进出。因为经过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市场化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第一，出租车驾驶技术和经济能力的准入门槛都已很低，尤其是购车有了一个成熟的车贷体系；第二，放开牌照拍卖，把运营和使用权放到驾驶员个体手里，选择企业化公司经营还是个体经营要由市场的需求和发展来决定，问题不会比现在更多，只会解决得更好。而中间这一段，就可腾出力量，由政府及行业管理组织负责行业监督和依法科学管理。如参考“香港模式”，香港出租车行业的管理主要有四个层面：一是运输署、环保署等政府职能部门依法管理；二是由专家、业界代表组成交通咨询委员会，保证政府决策科学、公正；三是成立香港优质出租车服务督导委员会；四是出租车行业内部成立行业协会或商会，就业界关心的问题与政府或公众对话。我们可以在当中这一块严格加强科学规范，从从业者的服务标准和行为的监督、从业者的资质和培训、出租车费价格听证，以及经营权的转让、经营者的组织模式中，发展出一种中国式的出租车行业的“善治”模式。
其三是有利于推动多赢共赢，在适当的政策倾斜中，保持行业和谐发展的动态平衡。
出租车牌照拍卖作为一个杠杆化支点，在诸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以点带面。首先，使司机对出租车经营拥有全部或者部分运营权，这将对降低成本、提升服务，尤其是提高司机的收入和职业队伍的稳定大有益处，这也就相对化解了这一较为弱势的社会群体地位的困境；同时，针对当前的就业难点问题，也可尝试对大学生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创业开辟一条新路(这些新人员成分的加入会极大地提高行业队伍的整体综合素质)等等。这在当前进行金融政策(如车牌抵押贷款、创业贷款等)的支援下，更能强化其成效。综合此举结果，出租车司机赢在脱困致富；消费者赢在获得优质服务；出租车行业赢在行业水准更上台阶；国家赢在增加财政和税收；汽车及相关工业赢在阻击了衰退；相关专业人员赢在打开就业新路。公共资源如此惠国惠民，实现多方共赢和谐发展的大好局面，何乐而不为？
当然，在具体实施时，应谨慎操作，分步进行。如，可根据出租车行业车辆报废的时间，按照更换车辆时到期一批先收回出租车牌照一批，然后在市场上进行拍卖的办法，逐次试行。另外，牌照拍卖和转让的税收所得，也可拿出一块用来设立为模式转换服务的“平准基金”，专用于补偿改革中包括出租车公司、司机培训和失业保险等利益的暂时损失方，以尽可能地实现平稳过渡。
而在这一切之上，最为首要的就是，要化挑战为机遇、继续发扬改革创新的精神，突破常规，勇担责任，敢于冲破阻碍发展转型的制约瓶颈，如是，则出租车行业幸矣！人民大众幸矣！（来源：人民政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