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安门货站南侧有片空场，平时都被卖菜的盘踞。他在这儿扯开一块大蓝布，称上几斤旧杂志，一本本摊开，花花绿绿，五光十色。一律一块一本，价钱只有新书的三分之一。那是读图时代的大前奏，杂志不论内容，封面越花哨卖得越好。很快，摊上的杂志就得摞着卖了。一天下来，百八十块没问题。他的日子开始好过了。
常跑废品站，各种各样的书就都见着了。民国书、线装书、红宝书、小人书……小杜把这些东西也都摆到摊上，喊上几块一本，不过乏人问津。
这时，一个在他生命中转瞬即逝然而又意义重大的人出现了。小杜称其为“一个退休老职工”。这人懂旧书。他对小杜说：“你跟我去，北京有个地方专门卖这类东西。”我愿意把这个老头想象成头顶光环，手拄龙头拐杖，胯下一匹梅花神鹿的南极仙翁。他苍髯一扫落凡尘，只为金针把人度。
当然，就算没有南极仙翁，小杜迟早也会找到潘家园，但可能要在黑暗中多摸索几个月，甚至几年。小杜说：“他带我走出一条道儿来。”
第二天，小杜三点钟就起床了。他装上满满一三轮车线装书，蹬到潘家园。那时候现有的旧货市场还没有建起来，大家还在华威北路的空场上摆地摊。小杜发现，自己是唯一一个专门卖旧书的。他对线装书的价值不摸门儿，那么就车上所有的，无论版本，不管全不全，二十一本随便挑。他说，这在当时就算顶着嗓子眼儿的价了。
一会儿，一个不修边幅的中年人晃了过来(边幅?哪有边幅啊?小杜是这么形容他的)。这人身高不到一米七，胖胖的，两只大眼珠子，头发没梳，牙也不齐，眼角还当啷着眵目糊，看上去像个民工。但他不是民工，他是地道的老北京。他就是20世纪90年代潘家园最大的买家—大名鼎鼎的许川，小杜的第一个大客户。传说他是个包工头，回民。
许川很能跟潘家园的书贩打成一片。书贩们没有不喜欢跟他做生意的。他好吃喝，爱张罗，为人爽快。他跟小杜一起喝啤酒，每次最少干掉一箱。你什么时候看见他，他那张脸都喝得通红。我现在能找到的唯一一张许川的照片，就是他和小杜等几位潘家园书商在饭桌上拍的。可惜只有个侧脸，还因为相纸的原因褪了色。
也许许川从没跟你说过话，只点过几次头，但如果在潘家园的鬼市上，他突然一拍你肩膀：“嘿!借我2000!”你不要感到意外。“这人话巨多，大嗓门，特贫，就跟流氓似的。”小杜带着赞许的口吻回忆道。
许川家住亚运村，在城里钱粮胡同还有几间平房。认识他的人说：“那哪能算家啊。完全没装修。除了一张床，里里外外堆的全是东西，跟废品站似的。”他买东西多而杂，书、字画、资料、瓷器、玉器，甚至毛主席像章，只要是大拨的东西他都要，而且不怎么还价。买了又买，从没见他卖过，就那么堆着。小杜卖不掉的，他基本都能兜着。比如有一本民国二十三年鲁迅、郑振铎印的《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带签名的，喊价高没人要，最后就归了许川。这是真正的珍本书，如果放到现在，不知要引得多少人垂涎。
也有人说许川没“眼”，意思是买东西泥沙俱下，缺乏文物鉴定的那只眼。一位古籍行家在摊上看中三册《古今图书集成》，要价30还到20，成交。许川过来捅捅行家：“买它干嘛?”“这是《古今图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怎么了?”
2000年，许川得了淋巴癌。手术失败。出院以后，照旧逛潘家园。有人见到他，跟他打招呼。他嘴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咕噜咕噜声，指指自己的嗓子，又摆摆手，意思是喉咙已经坏掉。
没过多久，许川就死了，只在人们嘴里落下“人不错”三个字，连他的名字到底是许川还是徐川都还存有争议。从此潘家园再也见不到那部突突突冒着黑蓝烟的橙色铃木小五〇摩托了。
小杜卖过不少东西给许川。许川单身，他死后，所有的东西又由他弟弟卖回给小杜等五个人，价钱是10万。当时用一三〇卡车拉了整整三车。这些东西最后散到了几位藏家的手里，构成他们藏品的主干。其中包括陈梦家友朋书札，文史出版社的大量存稿，康有为女儿康同璧家散出的书籍文献……小杜兴奋地用两手比画着：“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稿本!这么厚!这么高!大红格!毛笔写的!还有那个叫—对，《日本变政考》进呈稿。东西多了去了!光康有为笔记本就49个!”
小杜和许川是生意场的上下家，也是酒友，他像许川一样好喝。度数低的还喝不了，要喝最好是60度往上的，牛栏山，或者内蒙产的67度的“闷倒驴”。他说，闷倒驴牛逼，过瘾啊，衡水老白干也凑合。以前他除了早上不喝，中午晚上连轴喝。馋烈酒馋得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