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这两位超级富豪将于9月29日赴中国举办慈善晚宴。与巴菲特著名的“天价午餐”熙熙攘攘的叫价场面相比，“巴比行动”在中国显得冷清许多。
与两位世界级富豪共进晚餐的机会并不多，中国仅有50位富豪收到了邀请。但是，由于晚宴既定的“慈善”主题，此次盖茨与巴菲特的中国之行，也被蒙上了“劝说中国富豪参与慈善募捐”的面纱。
尽管盖茨基金会中国代表处负责人表示，盖茨这次“不劝捐”，但是，中国富豪们对此似乎并不买账。截至目前，仅有SOHO中国首席执行长张欣和“中国首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承认收到邀请，并表示将赴宴。
“巴比”在美国劝募的成绩斐然，有目共睹。媒体报道称，沃伦·巴菲特与比尔·盖茨于8月4日宣布，“巴比行动”已成功劝说了40名美国亿万富翁，公开承诺捐赠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
盖茨基金会已向中国受邀人承诺不公开晚宴客人名单，但众多被外界熟知的富豪们大多选择了沉默，既不承认受邀，也不表示认捐。至于公众视野所不及的“隐形富豪”们，则更是选择了缄默。
这场以慈善为名的“夜宴”是否会变成劝捐大会？那些受邀的中国富豪们，真的是因为怕“被慈善”，才不愿公开表态吗？对“富豪慈善”，公众应该怎么看？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邓国胜认为，慈善是一种自愿行为。中国与美国的慈善制度与文化差异甚大，不应轻易得出中国富豪“为富不仁”的结论，更不能把慈善作为中国富豪道德评价的标准。
对中国富豪不愿公开受邀信息，并承诺赴宴，邓国胜认为，乃是受中国人传统的“不露富”观念影响。大多数中国富豪担心，由于媒体的介入，可能会干扰其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这情有可原。
至于公众推测众富豪会因“吝啬”而拒绝出席晚宴，邓国胜表示，不愿被“劝捐”，也许是部分富豪未能主动赴宴的理由，但应非全部。应该承认，在对待“财产”问题上，中国与美国，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法律层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
首先，对于“慈善”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中美两国法律给予了不同的界定，这可能是影响中国富豪行善的最主要原因。
邓国胜指出，在美国等许多西方国家，个人收入越高，税负越高。而无论捐钱还是捐物，往往可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对富人而言，与其被抽以重税，不如行善积德。这种制度有效地鼓励了富人积极参与慈善。
遗产税的设立也推动了“全民慈善”的发展。由于税率随着遗产的多少水涨船高，这些西方富人辛苦一生最后，可能只有很少一部分能传给后代。加之对政府花钱的效率缺乏信任，这些富人们更倾向于在临终前捐出大部分财产。
中国也在积极研究推出遗产税。邓国胜相信，如果有类似的税收制度，财产捐赠的数额与比例将大幅提高。但是，中国推出遗产税也面临许多障碍。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国人对于“继承”的认识。
在他看来，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祖荫”的想法根深蒂固。老一辈积攒的财富一定要传给后人，决不能落到他人之手。这使捐赠行为很难蔚然成风。同时，中国缺乏稳定、庞大的中产阶级，这也在客观上制约了慈善事业的发展。
邓国胜指出，有关“认捐”的法律界定，中美两国存在本质区别，这也部分决定了国内富豪难以潇洒赴约。
对于认捐行为，美国适用“践行合同”。即在“捐赠誓言”材料中明确表示，该捐助行为仅为“道德承诺”，而非法律合同，不具有法律强制力。因此，即使届时承诺捐助的一方反悔，或因其他原因，未能履行捐赠誓言，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并不需承担责任。
但是，中国有关法律规定，一旦认捐，相当于签署了“承诺合同”。根据相关法律解释，如果承诺捐赠后未能真正捐赠，受捐赠方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认捐者履行捐赠义务。这也能解释为何“诈捐门”频频在中国上演，但在美国等其他国家却鲜有耳闻。
邓国胜表示，慈善捐助是个人的自愿行为，不应成为道德评价的标杆。对富豪是否愿意捐赠、捐赠多少，公众不能强求。对未能达到所谓“适当”捐助标准的富豪，更不能横加指责。
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些富豪在成就个人事业的同时，也提供了就业机会，为社会创造了财富，承担了社会责任。这些贡献不应被忽视，也不能因“捐得少”而被否定。慈善必须基于自愿而非强制，这是慈善行为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