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时给我描述的就像当年我第一次买股票的时候，那些交易员的推荐，这些平时炒着吃的菜都变成股票一样，动不动就翻倍。”这位煤老板表示，经纪人还推荐他炒大蒜、生姜，以及土豆、蒜薹这样储存期并不长的蔬菜，并保证虽然时间短也有高利润。
除了经纪人之外，大公司也现身其中，甚至炒作农产品几乎成了公司的一项业务。
“他们首先投入一笔不小的资金大量囤积那些认为有减产迹象的品种，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在某一时机突然大量派人以很高的价格收购这些产品，而农户和经销商市场被这样的高价格突然引爆，市场价格迅速涨到他们设定的收购价上。”知情人士透露，此时公司开始把早先以正常价格囤积的货物出手，赚个盆满钵溢。
有经销商表示，动用上亿资金炒农产品的大有人在，同时一些手里有几十万的人也同样做着发财梦，他们是这个市场的散户，跟着庄家希望盈利。
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流传着这样一个真实的笑话：“一人从四川以每斤3元的价格收了700斤生姜，采用少见的空运方式，运到了北京，原打算6元一斤卖掉，结果到货当天北京市生姜价格落到4元一斤，此人也因此赔了1000多元”。“投入几千元，使用空运，这是典型的小散户炒短板”。
山东莱芜一位经纪人对本报记者说，“（炒作）怎么也得10万以上吧，包你赚钱”，这位经纪人提供圆葱、土豆、萝卜、山药和蒜薹的一条龙服务。
过度市场化？
“查找这些资金的进入以及运作难度非常大，经销商和资本都很敏感，调研的时候稍微多问他几句就不回答你了。”王东阳表示，股票交易的时候还拿身份证去开户，资金进出也有记录，农产品什么人在炒，哪些有外来资本进入炒作，哪些是正常的供需原因都说不清。
目前，政府相关部门也无法准确掌握农产品市场的交易量、价格等数据。王兢说，现在各大批发市场报的价格都是市场统计人员一家一家问价格，经销商说多少就是多少，这个价格并不准确。政府连个准确的交易量都得不到，怎么去调控，怎么去查。
王东阳也表示，他们通常不参考这些价格统计，都是自己去调研采集数据。
今年年初，北京市各大农产品批发市场曾向北京市政府汇报2009年蔬菜交易量时，报为1700万吨，而北京市人口1700万人，合人均一年消费一吨蔬菜，也就是1000公斤蔬菜。据说当时在场的官员们都笑了。
事实上，全世界蔬菜消费最多的国家是德国，平均每年每人216公斤，而北京最多不过150公斤到180公斤。
“中国的农产品市场是个100%的自由经济，非常开放的市场，所以这种庞大资金进入炒作很难去掌握并查处。”王兢建议，政府应该把农产品批发市场作为公共设施来对待，对交易管理系统、食品卫生监测等环节实行政府投入，这样能掌握整个农产品交易量、价格等情况，政府可以对农产品提供一个指导价，一个区间价格，不至于农产品价格忽高忽低，保持相对稳定。
事实上，很多发达国家也都是把农产品市场作为政府的公共设施来建设并管理的。“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市场化的西方国家，即便CPI有波动，但农产品价格却相对稳定的原因”。
王东阳也认为，农产品市场政府应该有部分调控，“炒作农产品农民也没有获得太多利润，最终都由消费者买单，只让投机者得利。”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