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将‘化税为薪’换一种方式来实施，鼓励企业增加工资，然后根据工资增加的幅度酌情减免企业税收。”叶青认为，改为“提薪让税”的方式，操作性更强一些。
“化税为薪”的自主权在企业手上，但“提薪让税”的主动权在政府手上。这是根本区别。
此外，叶青建议，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通货膨胀的速度，每年调整企业的最低工资标准。
目前，上海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最高，达1120元/月，但其他地方明显过低，比如深圳才900多元。
“要让工资跑赢CPI，否则即使收入实现倍增，也仍然无法完成分配改革的使命。”具有统计学背景的叶青强调，要将最低工资标准同通货膨胀率相挂钩。
2009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同比增27.68% ，同年中国GDP增长8.7%。去年，官方报告的CPI统计数据是-1.9%，但是从货币发行量和乘数因素考虑，过去不少年份的真实通货膨胀率都很高。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殷醒民亦认为，实行收入倍增计划的前提，是看是否挤掉了通货膨胀的水分。
除了跑赢CPI，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居民收入还要跟上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的步伐。
湖北省统计局对近年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与财政收入和GDP的增长幅度进行调研，结果发现，近年来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地方财政的增长。
2001年—2007年，湖北省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幅为15.6％，而同期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仅为14.7％，滞后于地方财政增长0.9个百分点。
4． 破局之路：中央要多切出一块？
“拖得越久，改革的边际效益就会下降，到时候想做就更加困难重重。”这位官员表示。
从今年“两会”前中央提出研究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起，已将近半年时光。
随着最近人大、政府部门的密集调研，社会对于改革的期待重新被推上浪尖。但这项已在事实上纠结多年、进展缓慢的改革，如何破局成为关键。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姚先国认为，改变分配制度必须从经济运行机制入手，先转变发展战略，继而进行制度改革。
“目前不少地方的十二五规划还是以投资为主，追求大产业大平台，如果政策没有往收入分配方面倾斜，总是对资本让利，将导致资本收益与劳动者收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姚先国说，是经济运行的不合理造成了资源配置的问题，调节收入分配必须要转变生产发展方式方面实实在在地迈出步伐。
而对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权重取舍问题，不少专家均认为，应从再分配阶段入手，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建立起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此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层面。
“收入分配改革，中央政府要承担起主要角色。”李炜光认为，这是由央地政府的职能分工决定的。从责任归属以及财政收入的支配权力来说，中央财政都无疑要担负起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角。
在政府职能分工上，中央政府负责宏观经济和社会分配调节作用，地方政府则负责为本地提供公共服务。
此外，由于以往央地的财事权分配关系存在不合理性，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累累。而在另一方面地方投资冲动下，地方债务的猛增也表明，地方政府即使要推动改革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无论改革如何行进，加快改革脚步和加大改革力度，各方认为是当务之急。
“目前的分配问题非常紧迫，现在还处在调研和讨论的阶段，讨论无非是协调各个利益集团进行分配的过程。”李炜光直言，不少利益集团，尤其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不要应再盘算如何在改革中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一位地方官员亦警告，由于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执政者和普通民众的隔阂正逐渐形成，“收入分配改革不能再拖了，必须要马上做、而且要大力度地做。”
这位官员认为，现在中央出台宏观调控政策后，地方政府和企业往往首先持观望态度，而不再马上响应。因此收入分配这一块如果中央后续改革力度仍然不大，地方政府和企业往往就会弱化改革的效应。
“拖得越久，改革的边际效益就会下降，到时候想做就更加困难重重。”这位官员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