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小敏：高房价的症结在于供不应求。去年全国住房销售面积9亿-10亿平米，而美国目前每年销售约600万套住房，按每套150平米估算，一年总计商品房销售面积9亿平米。美国有3亿人口，并已完成了城市化，这对它而言是一个平稳需求量，包括了穷人和富人的全部购房需求。而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峰期，城市常住人口（包括外来务工人员）约6亿-7亿，每年还有1000万-2000万人口流入城市。因此，我国每年房屋销售面积应至少是美国的3倍左右，粗略估算，我们的年供给缺口在10亿平米以上。
社科院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城市常住居民85%买不起房，中低收入者的保障性住房供应严重不足。一些发达国家的保障性住房占住房销售的50%以上，而去年我国保障性住房的销售面积，扣除掉提供给公务员的所谓“经济适用房”（实质是特价房），只有1000万-2000万平米，不到总销售面积的2%。
高房价的真正推手在供给面：地方政府既垄断了土地拍卖市场，也控制了城市化进程下的城市拆迁与扩建，节节上升的楼面地价与拆迁补偿标准成为推动房价的两个机制。同时，低利率的信贷环境也助长了民间资金对房地产的炒作，加剧了房价泡沫化。
去年年底以来的房市调控政策，表明了政府对房价问题的重视。想要根治房市顽疾，需要政府在供给面的突破，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创新土地供给制度，释放市场力量，梳理相关的产权关系，适时开征保有环节的税费。与此同时，拓宽民间投资的多重渠道，分流在房地产领域聚集的民间投资，才能做到“釜底抽薪”。
放开准入只是个开始
《21世纪》：“新36条”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的产业既包含公用事业，也包含竞争性产业，那么，政策对于进入不同领域的民资是否也应有所区别？
盛洪：垄断性领域、具有公共性质的领域，在定价机制方面通常存在市场失灵，需要适当的管制，而不只是放开进入。如自来水供给，既要模仿市场，让企业在进入的时候竞争（即竞标）；一旦竞争成功，企业就会获得一个公用事业自然垄断的特许经营权。但为防出现垄断高价，政府需管制价格。同时，对于一些重要的公用事业，如水、气、电等，政府也应对其质量和安全实施监督。
竞争性领域则应遵循市场规律，放开竞争。如石油就是竞争性产业，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石油公司都是民营的，它不存在特殊性。有人提出石油具有某种战略意义，它决定了军队的机动性，但这并不构成石油产业只能由国有企业经营或垄断的理由。
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军事力量很强大，但它的石油公司从一开始就是民营的。当然，这并不表示美国的石油行业没有垄断，标准石油公司即洛克菲勒家族曾垄断过，但这是他们在市场竞争中获取的垄断权，而不是利用公权力不恰当地赋予它们垄断权。
而在我国，石油行业的垄断权是靠行政权力获得的。1992-1998年，中国内地成品油市场相对开放，对民企批发、零售成品油没有限制；但随着针对石油行业的38号文件(《关于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规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的意见》国办发[1999]38号)的下发，两大或三大集团垄断了从勘探开采，到炼油零售，再到进出口，石油产业链的几乎各个方面。之后还有一个72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和规范成品油市场秩序的意见》），规定没有两大集团同意，不得建立加油站。铁道部还有一个《铁运函150号令》规定没有两大集团同意，各铁路局不准受理成品油运输业务。这都直接赋予了两大集团以政府职能，并以此排斥竞争者。正是由于国有垄断利益集团的存在，民营资本的进入才步履维艰。因此，真正开放竞争性产业的关键在于废除国有垄断集团的垄断权。
《21世纪》：除放开市场准入之外，您认为鼓励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必备要素还有哪些？
盛洪：放开准入只是个开始，进入以后我们还需相应的法律来保障民营企业的经营权、开采权或其它产权的安全性。过去，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现在名义上分开了，但实际很多还是混在一起，如国企高管和行政部门官员同属一个集团，交叉任职。他们之间交流和沟通，形成合谋的可能性很高，容易出现一些国企管理层利用公权力打击民营竞争对手的现象。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政企分开，让国企高管和行政部门官员分属两个不同的群体，杜绝交叉任职。
石小敏：去年以来人们热议的一个问题是“国进民退”，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民营经济占比下降多少，而在于它表明了人们担忧的一种势头——改革裹足不前。中国经济改革30年的“魂”，正是突破传统体制束缚、释放体制创新的潜能，鼓励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其中最令人顾虑的是，政策安排如何突破垄断领域既得利益的阻碍。2005年“非公经济36条”出台至今，由于种种因素阻挠，并未有效落实。此次“新36条”，需要更有效地推进和落实，让实例说话，才能得到人们的支持。现在全球都在选择新的方向和战略，国内结构调整迫在眉睫，这是考验决策层勇气和决断的时候，不进则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