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李启红是为中山公用重组进行关键之处的掌舵和协调的话，谭庆中则是李请来站在前台的“职业资本操盘手”。
潜伏中山公用2007年重组的不乏“公资”身影，也招来资金标准的坐庄操作。
“公资”“私资”暗流汹涌 飙升之始几人知情
谭庆中此后施展其令人看重的财技，招来银河旧部对公用科技进行标准的坐庄操作，从建仓到停牌前数月的打压，再到停牌后令人瞠目的飙升，如今已广为人知。而在临近停牌前的掉头涨升和疯狂涨停后的波动中，则以中山本地证券营业部的交易最为频繁。
李启红如何利用内幕信息使亲属或其他机构、个人牟利，尚待调查结果的公布。而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当地证券营业部的交易部负责人虽承认当时有一些客户操作公用科技股票，但均表示对他们的真实身份并不了解。但有人提前埋伏而后高位出货是赤裸裸的事实。
这个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可能并不太小。中山市一位政府人员回忆了当年情形：“其实临近停牌前已有些征兆，有一位朋友力劝我去买，说包赚不赔。”但他自己当时手头刚好没钱，也出于对飞来横财的谨慎，结果是“错过盛宴”。不过，狂飙的快感很难让人有彻底的安全感。他透露，2007年后曾有相关部门来查过中山公用重组的事情，后不了了之。
而从中山公用的公告看，潜伏其2007年重组的不乏“公资”身影，最醒目的一家是中山市振业投资管理公司(简称“中山振业”)。从公用科技2006年年报看，中山振业持股数超过678万股；到2007年中报时，中山振业依然持有269万多股，其后在第三季度全部抛空，按股价走势测算，中山振业获利应在8000万元以上。资料显示，中山振业成立于2006年9月，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50万元，出资人分别为：中山市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山实业”，出资40万元，持股80%)，中山市公物仓储中心有限公司(简称“中山仓储”，出资10万元，持股20%)，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来明现为中山公用物业开发事业部综合部部长。
中山实业的出资人为中山市公资委。而中山仓储的出资人为中山实业和中山市润业发展有限公司。这意味着，中山市公资委是实质上的获利者。
在中山市政府组织架构中，分别存在着国资委和公资委两套管理机构。国资委的属性尽人皆知，中山市公资委则是根据中共中山市委、市政府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９日《关于成立中山市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通知》（中委〔１９９８〕３０号）成立的机构，办公室设在中山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与中山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合署办公。但人们一般看不出二者之间有任何分别，因为资产可由政府行政命令在国有资产层面随时划拨。
昔日公用集团的登记股东为中山市公资委。在2008年5月6日的《中山公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中显示，当时的收购是以中汇集团控股了公用科技而进行。中山市公资委以《关于公用集团有限公司划归中山中汇集团的通知》，实现了这种变更。而中汇集团专为此次吸收换股合并而成立，其出资人是中山市国资委。
另一家企业中山金叶也与中山公用息息相关。在2001年改制之前，中山金叶是公用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同时该公司持有中山烟草30%的股份。2001年10月，根据中山市公资委文件，中山金叶进行了国企改制，公用集团持股65%，45名中山烟草员工持股35%。到2007年8月中山公用重组时，其控股的中山金叶因涉及烟草特殊行业被剥离，将所持的65%股权划转至中山国资委专为此次重组而成立的中汇集团。
曾有人推测，中山公资委下属企业投资资本市场的资金可能来自中山金叶或是资金充裕的中山烟草。从资料看，中山金叶的董事长欧阳泽生，曾担任中山实业的法人代表、公用集团的副总经理。而要厘清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依然要问询国资脉络。
分析人士称，就中山市国资委来说，除了并立一个令人费解的公资委之外，其下属公司之繁杂也难于统计。不明信息实在太多，中山国资委没有公开的网站，公资委则连组成人员都未公开过。这样的国资管理方式实在让人担忧，而一旦它涉身资本市场，又怎能保证公开透明。
事实上，李启红可看作中山公用重组最高端、最权威的内幕信息源，但在涉及诸多利益方、头绪众多的并购重组中，需防范信息泄露引发内幕交易的隐患其实不少。而无论是政府部门领导，还是上市公司大股东、主管单位的要害岗位人员，都可能难耐欲望以身试法，而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的获利行为很难被查实，这已经成为证券监管的一个突出软肋。
中山公用相关公司关系图
不但要监管上市公司，还要震慑上市公司的股东人员、内幕信息知情人不要有不良行为。
深圳模式艰难破冰 知情报备推向全国
一位参与过财务顾问业务的投行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国有上市公司的重组并购通常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自上而下，由政府部门或大股东单位作出决策，而后通知上市公司停牌进入实施程序，中山公用属于此类；一种是自下而上，上市公司有了想法提出议案上报。“现在规范了很多，一般是先停牌而后进行充分论证，过去常常是基本定案之后才停牌。”
而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券商人士都表示，无论哪种类型，停牌前肯定都与企业主管领导、上级部门有过一段时间的沟通，虽然未必形成文字，但这“必要的程序”是免不了的。
中山公用案发生在近三年之前，如果说它是当时市况下一种并不鲜见又比较极端的案例的话，今日股市大环境与那时仍有一定共同之处，就是在现实国情之下，国有上市公司事关资本运作的大事仍有复杂的决策程序，一路上报层层审批，这种严格把关有其必要性，但也扩大了内幕知情范围，造成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易滋生内幕交易。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不少例子：有的公司因讨论重组上报交易所停牌时，监管人员发现其股票此前大幅异动，为避免彻查，公司情愿放弃重组计划；有的公司公布重大事项前夕，竟被发现许多当地政府、股东单位和上市公司人员大量买入了股票，最后被责令卖出股票，其相关事项不得不拖延。
这种信息泄露也给上市公司正常的资本运作造成困扰。一位上市公司董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他所在公司酝酿重组时便发现股价开始飙升，其后董事长不得不摆起迷魂阵，找了两家投行做两套不同版本的方案，让知情人摸不到头脑，最后依据股价情况闪电定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