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半杯水，有人乐得看到还有半满，而有人则担心只剩半杯了。在对待自动化问题上，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更像是后者。
他倒不是一个恐惧科技或对一切新鲜事物抱有敌意的人，但通过几篇（部）代表性作品，从2003刊登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IT不再重要》到2009年出版的《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一直到最新出版的《玻璃笼子:自动化时代和我们的未来》，他都致力于从人文主义的立场，提醒世人警惕“技术依赖”。
在《IT不再重要》里，卡尔提出:IT将和电力等能源一样，作为基础建设，当随处可以买到IT技术，它已无法再充当战略性的角色，也因而丧失了可持续竞争的优势。此观点一出，在当时IT业界引发轩然大波。到了《浅薄》，卡尔率先抛出“好用的谷歌搜索在把我们变傻吗？”的疑问，同时认为当人们在尽情享受互联网慷慨施舍（视觉化冲击、信息获取便利）的过程中，已然牺牲了深度阅读和深度思考的能力。这回在《玻璃笼子》里，卡尔为人工智能、自动化问题提供了人们迫切需要的人文主义视角:自动化在分担我们工作的同时，弱化了我们的才能，偷走了我们的生活，限制了我们的视野，甚至将我们暴露于监控之下、受制于数据的操控。当计算机和智能设备成为“身体延伸的一部分”乃至“数字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时，人类的主体性地位很容易被遗忘。套用杰伦·拉尼尔，另一位科技批判作家早前一本类似著作的书名来讲，“你不是个玩意儿（You Are Not A GadGEt）”，拉尼尔指的是，当科技越来越多地扮演重要角色时，人类需警醒，究竟谁是主人，谁是奴仆？
而从另一方面看，卡尔焦虑的主题多少有点像杰里米·里夫金在《工作的终结》，埃里克·布林约尔松和安德鲁·麦卡菲在《与机器赛跑》等作品中所透露的担忧，这是一种可被概括为“技术性失业”的论点。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公众想象中始终挥之不去的一个念头，即廉价电脑、智能软件和机器人(行情300024,买入)会抢走所有工作，让人类失业。因此，有些科幻小说家一直在警告世人:“未来，我们将被机器取代，机器将成为人类退化的罪魁祸首。”
然而，在这不安想象之外的，是关于汹涌来袭的自动化科技如何改变人类（包括其主体性地位）的更深远议题。不可否认，自动化技术已悄然进入各行各业，用技术理论家凯文·凯利发表在2013年《连线》杂志封面故事中的话来说，“我们要让机器人来接班。”为此，他以现代航空业为例:“计算机大脑——飞机自动驾驶仪能自动驾驶787喷气机，但是，我们却要在驾驶舱里安排人类飞行员，负责看管自动驾驶，做到‘有备无患’，这是不合理的。”换言之，自动化不仅代替人们的平台操作，也开始引导我们的思考决策。可是，这一切在卡尔看来，在坦然承认“科技让生活变得精简轻松”的同时，也该去考虑一下，到底是“以技术为优先”还是当“以人本为中心”？
卡尔指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掌控大多归功于使用工具，工具扩展了我们有限的体力和智力。然而，现在与以前的差异不仅在于变化的速度，还有技术的特质。卡尔认为，世上存在着两种技术，大致可称为“人文主义技术”和“以技术为中心的自动化”（当然，这种划分或许有过分草率、简化之嫌）。前者旨在解放人类，如锤子、汽车之类，它们提升了使用者的能力；而后者会使人类边缘化，其最终目的是替代掉人的位置，而不单单是提高人劳动的效率。如果让人类参与进来，与这种技术相互作用（比如，飞行员在紧急情况下被迫停止自动驾驶系统时），结果往往令人沮丧:机器使人变得低能，为了适应机器世界里的工作，人被迫在行为方式上向机器靠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很少得心应手。不可避免的结果是，进一步提高自动化程度、让容易犯错的人类彻底淘汰出局，则成了应对“与技术摩擦”通常的解决思路，也顺其自然成为绝大多数人们的内心呼声。卡尔认为，消除对持续体力和脑力劳动的需要，机器损害的不仅有人类使用工具的乐趣，还包括劳动能力退化、主体性地位降低。至于由此引发的人类道德、伦理的诘难（如用于军事战争杀戮的机器人士兵），这属于更广领域的探讨了。
倘若要反驳卡尔的观点，那便是过分强调、夸大了技术的负面，弱化了科技带来的巨大好处。譬如，他说汽车自动变速系统夺走了驾驶的乐趣，这一点笔者就很难苟同。谷歌公司正在加紧研发的无人驾驶汽车，一旦广泛投入使用，势必会降低因人类失误犯错导致的交通事故发生率，使更多人免于伤亡和经济损失。此外，自动化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使用率，极大地促进经济状况的改善。这些都是客观事实。
卡尔或许也没有意识到，自动化虽然使一些旧式的人类劳动变得多余，但也同时创新了新型工作；此外，在基本不需要工作之后，人类或许有可能找到更有价值的发挥精力和创造力的方式。还是来自凯文·凯利的洞见，他在最新出版的《必然》（The IneVitable）中提出了12条物种变迁的“必然之路”及四个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中有一个是“提问”:“答案变得廉价，而问题将变得更有价值。提问比回答更有力量。”他的意思是，机器能解决问题，但人的价值不会因而丧失，因为人比机器贵在能“提出问题”（提问力）。
凯利对未来的乐观展望，我们也在卡尔身上看到（他设法以一种“问题很严重，不过不至于绝望”的乐观的方式收尾），这多少有点令人惊讶。卡尔大胆提出，要确保今后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我们或许需要限制自动化。因此，有关“进步”的定义也需随之改变:我们应将社会和个人影响纳入对技术进步的考虑，而不是像现今这样对任何形式的技术进步都盲目赞扬。后者代表性论证可见白俄罗斯人叶夫根尼·莫罗佐夫在《技术至死》中所批判的两种危险的错误思潮，即“互联网中心主义”和“解决方案主义”。
鉴于我们无法抵挡自动化作业带来的诱惑，用软件彻底取代人工的经济推动力实在过于强大，放弃自动化成本着实太高。所以，能否突破眼下的“玻璃笼子”，更多得依仗一种对技术持必要的警惕的理念及面对科技浪潮人们必然做出回应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