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人看来，此人是一名性情古怪的大亨，这个时代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有着文人脾性的商人；是一名勇敢打黑的正义之士，但也有人称他是一个同官员关系可疑的地产商；是一个极具个人魅力的小王国中的独裁者，缺乏耐心，脾气暴躁，但又深得其员工的爱戴。
随后他经历了他所称的“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光”。其艰难甚至要远远超过他在2008年和2011年所经受的宏观调控的煎熬。“是那一段故事造就绿城的，那一段时间里见过的人和事，为绿城打下非常好的基础。我从一个员工做起，做到这个企业的负责人，应对过它的很多危局。如果没有那一段，就不会有后面这一段的绿城，说不定在哪一段就死掉了。”这些故事和另外很多事情一样，他建议留待下次再讲。
当他在1994年回到杭州时，他自称“学无专长”，为了“谋生”，和他的大学同学寿柏年创建了这家名叫绿城的公司。
但他并无意久战。他太痛苦。在这个社会中“教书也教不成，发言也发不成，要做事还要看别人脸色，要跟很多政府机关打交道，要求人，求人又是件满痛苦的事情。”
“开始做绿城的时候，其实心里很清楚，就是要解决谋生问题。也就做个三五年，我估计那时候能赚到几百万上千万的钱，赚完以后，就干脆找地方养老。”
在公司做到第三年时，绿城已经成为杭州城内销售额最高的地产公司，但团队还小，只有几十名。宋卫平面对的抉择是，还要不要继续走下去。“不做下去有点可惜，做下去又很辛苦很吃力，还要去求人。”
他发现自己很难一走了之。对于这个文人气质浓厚的创始团队而言，创业时期的基本承诺是，5年内每个人拿到一套房子，然后分到几十万块钱。“但是，他们仍然无法养家糊口。”
与此同时，宋卫平开始有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在这个行业里，做小公司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无法生存，必须要做强大，做到一定规模。”而一向自负的宋又认为，“我们把这个公司做起来做大，我的感觉不会有问题；努力做好才是比较难的事儿。”
他称自己“默默咬紧牙关”，“去尊重那些你本来就应该尊重的人，还要尊重那些你本来或许不愿意去尊重的人。努力去沟通，去表达”；“你努力把自己做好了做强大了，别人因为你的业绩和成就，多少也会对你有一些尊重。政府机关在同你打交道时，多少会客气一些，平等一些，讲一些道理”，“如果你是个小公司，人家要跟你讲缘分，或讲其他”。
也就在这时，他重新阅读了《松下幸之助》：“当我在32岁看到松下幸之助全集时，我想它无非是管理者的一般论述。等到我自己做企业，碰到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我自己去面对它时，再去看松下的书，读他的故事和体会，就会变得非常亲切。”
他甚至说：“松下的全集，五卷本你只需要读一卷，就可以做出一个七八成优秀的公司。”
松下幸之助对于宋卫平的意义在于，他帮助宋卫平找到了商业的意义，让他不再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痛苦，不再随时萌生抽身而去的念头。
宋卫平后来说，如果你是一个天生的伟大商人，那么如果你能早一点读到松下幸之助的著作，后者将会有助于你更好地理解和达到这一境界。他在自己的公司内部开始反复讲：“伟大的商人应该能够领悟到为何赚钱，赚钱干什么，会对别人和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松下幸之助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促进社会繁荣，才是企业赚钱的真义”；“赚钱是整个社会不可缺乏的义务和责任”。“获得利润的企业往往也能同时使社会获得利益……经营没有获得利润，可以说是因为它对社会贡献太少，或者完全没有完成它所担负的使命”。而企业的使命和社会责任就是“创造更好的东西，以更便宜的价格供应给大家”。
松下称之为“自来水的哲学”。日本经营四圣之一在参观过一处宗教场所后，领悟了他所称的“经营的真髓”：“生产业者的使命，就是把生活物质变得如自来水一般无限丰富……做到这样的地步，贫穷才可以消除，因贫穷产生的苦恼，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生活的苦闷，更会减少到零。”
宋卫平将松下幸之助的著作视为公司的圣经。绿城将松下的著作编辑成内部出版资料，让每位员工阅读。我们所引用的这几句话，也来自于宋卫平赠送的松下幸之助作品。
“你翻一遍会有多一遍的感悟。”宋卫平说。
他一定看到了，松下也曾经有每天为支票到期要马上支付的窘迫境况。而他在不景气中采用的方式和松下电器采用的方式竟然也有些相像。在1929年和1930年的经济大衰退中，松下幸之助的应对方法是：“生产额立刻减半，但员工一个也不许解雇。工厂勤务时间减为半天，但员工的薪资照全额给付，不减薪。不过，员工们得全力销售库存品。”与此同时，他指责政府的紧缩政策才是经济不景气的罪魁。
宋卫平也做了这两点。只不过前者将全公司人都变为积极的销售员可以大大方方讲出来，后者则需要隐晦而温和地表达出来。
04
宋卫平同松下幸之助的不同在于，松下希望将自己的产品越做越便宜，甚至能够像自来水一般充裕，从而造福大众，而宋卫平盖的房子却是越来越贵了。
“他太想把事情做好，做得越好，也就变得越高端了。”杜平说。在最近绿城组织的对业主的访问中，有一些绿城的老业主会抱怨说，当时买下的精装修房子内，由于绿城配套的厨房器具全都是直接进口，出了故障之后，维修起来也就颇为麻烦。尤其是时间一久，原先备好了配件的物业也已经不再有储备之后。不过这些业主在抱怨之后，还会说上几句表示理解的话，然后再加一句：“你们也不容易。宋卫平怎么着也算个理想主义者。”
“我非常愿意造出很多好房子，有合理的利润就可以。然后让很多人都买得起。你只要给我便宜的地，我一定造便宜的房，还尽可能把质量和无形价值弄得好一些。”宋卫平解释道。
宋卫平最得意的项目之一是杭州桃花源。据称在开发这个项目时，宋卫平就是在按照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来寻找设计灵感。桃花源整个小区都颇有大隐之感。驱车从旁边路过，如果不是刻意寻找，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小区的入口。它不像大多数小区通过高悬的霓虹灯标识来标明自己的存在，只是低调地在一面山石上刻上了“桃花源”三字。春夏之时，石上的字还会被绿植遮挡得隐隐约约。以至于业主在向访客描述路径时，需要特别提醒客人不要错过出口。
曾经来访问过桃花源并留宿其中的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北京首都机场与戴高乐机场的建筑师）也对这个项目赞不绝口。它更像是将住宅修建在了森林中，而不是在住宅区内刻意去做绿化。但是桃花源的昂贵也是公认的。其中一套中式四合院住宅的价格超过了1亿元人民币，单是由一个知名台湾设计师所做的室内设计与装修费用就高达4000万元人民币。
2003年宋卫平接受访问时，他还认为房价不会过快上涨。现在连他自己也要面对这样的问题了。“在我们公司还小、只有一两百人的时候，我能做到公司员工工作5年，人均一套住房。但到了两百人以后，人越来越多，房子越来越贵，公司再分配就有问题。我们自己实践里面都碰到这样的问题，公司没有能力来解决员工住房问题了。我们还算效益中等左右的房产公司，但连我们都解决不了我们自己员工的住房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中国住房结构体系要做重新的探讨和重新的架构。”宋卫平说。
如果不算拥有分红和股权收益的高管，绿城平均员工的年收入为十万块钱左右。按照宋卫平自己的计算，一个部门经理以下的员工，工作15年，买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很痛苦”。“房产开发公司的员工都买不起房子，一定有问题。”
宋的建议是“设置一档专供这个阶层的人购买的房子”。他的一个设想是，在从土地供给上就将土地分为三种：保障房、双限房（限制地价、限制房价）和商品房。
让宋不平的是，他认为中国住房问题，本来不是房地产商人要考虑的问题，但现在“好像城市住房出现问题原因在我们”。
“其实我认为不是，这是政府制度设计的问题。它可以设置为三部分：保障系统、所谓的两限房系统（限地价、限房价）和商品房系统。把以往单一的垄断的土地市场中的价高者得，变成这样一个结构安排，通过这个制度结构形成一个阶梯。只要其他一些社会公共资源是公平的，比如教育，就会促成低阶层人群向高阶层里非常有序地流动。有能力有天分的人，如果做事情非常努力，经过一二十年，他有可能从安置房搬迁到双限房。双限房里的人，通过经商或其他方式，也有可能买得起商品房。”宋说。
他以自己为例来说明这种流动。宋卫平刚大学毕业时，十几平方米的房子住了5年；然后才由单位分配一套52平方米的房子。当他离开党校为企业打工时，重新回到只住一间房子的岁月，直到成为公司高管，公司买了一批房源，分给他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回杭州做绿城，他也是一直租住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一直持续到38岁那年，他才在自己开发的社区内拥有了一套超过两百平方米的房子。
商品房的销售则可以起到转移财富的作用。“住商品房的人，他的收入是非常高的。我们房产商运营过程里面增值的这一块，政府拿走了一半多一点；土地收益，要看政府地价卖的高不高，有的时候是两三倍的收益。所以，为什么不认为商品房是财富转移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宋说，这样还不用再去加税。
“有高山有大海，世界本来就是不平的。如果要平，就是在沙漠化的过程，变成死寂的时候。物理学里叫死寂状态。如果不能让高等能量继续高，这是一个不好的社会。高等能量带动整体一起往上走就是一个好社会。人类历史的一个基本结构，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很多人往上走。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导致的是负面的能量。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理论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一部分的人先富起来。如果没有这一部分的人，我们现在也就跟朝鲜差不多了。所以，为了保持带动作用，希望政府永远不要去碰这一块，让它照在阳光下，但不要去碰它，而要去呵护它。因为他们有拉动作用。”宋说。
这种言论很容易被单纯理解为对富人的片面辩护，从而招致一片叫骂。而在宋看来，这却是通过对历史与哲学的思考，得出的真知灼见。当然，如果他读过哈耶克，会知道这位奥地利经济学家也持同样思考，只是表达略有不同。
不过，他并不是个彻底的只为富人建房子的人。能够体现出宋卫平理想主义一面的事情也包括，绿城是中国最大的保障房代建公司之一。绿城目前所建的商品房面积为1200万平方米，签约的保障房面积则为1000万平方米多一些。
“我们收建安费用的3%。比如2000块钱的造价，我们收60元钱的管理费。10万平方米可以打平。20万平方米可以有微利。”尽管有地方政府表示愿意多给一些费用，比如5%，但宋卫平拒绝了。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些后续的麻烦，于是索性在公司内将其视作公益项目，在各项指标上同商品房分开。他能从中得到的好处是：一些工作人员得到“现房管控”的锻炼；不会占用公司的资金；或许还会积累下良好的政府口碑。
他在公司内部动员公司工作人员参与这项“事业”时说：爷爷一辈以上是农民的人举手。举手的人超过了2/3。因此他将之称为“爷爷工程”。“为农民和低收入阶层做房子，是在为最大量的人造好房子，这是行业的荣誉。”他说，“我宁愿商品房出问题，不愿安置房出问题。因为安置房住的都是低收入阶层。万一你造得不好，给人家留下话柄，说你赚钱的房子做得很好，不赚钱的房子做得很烂，丢不起这个脸。”他甚至在公司内部说，如果让他在只做商品房和只做安置房之间做选择，他宁愿只做安置房。
“现在愿意做保障房的房企数量不是太多。但你要稍微引导一下，不要把房产商作为一个城市或社会的敌人。你说你们也是好人，好人当然要做点好事。那这个数量就会大大增加。”宋卫平说。
他再一次引用了松下幸之助的观点：“一个企业的天职是替社会和用户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赚钱是达到这个任务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果再工作五年、十年，我是有这个觉悟的，我认为我可以去做不赚钱的事情……愿意天下变得更美好一点。我相信这是天下人的共识。”
05
作为宏观调控的受害者，宋卫平从来没有掩饰过自己对宏观调控的不满。他像个孩子一样反复对人陈述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感觉自己快要变成祥林嫂。
“如果说政策有一个相对的连贯性，是正常的市场经济的基本范畴，我们当然仍会头疼感冒，但是跟这种情况不一样。”宋坚持认为宏观调控才是绿城目前陷入“抽疯”状态的主因。
有一次，一名记者在他表达了这个观点之后，紧接着问了一句：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不也是市场经济吗？陪同宋卫平接受采访的绿城工作人员说，宋卫平几乎怒而离席。接下来，他开始向这位记者宣讲，什么才是市场经济。
他坚定地认为包括自己在内的房地产商人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为什么不把这些房地产商当做城市的建设者？不要只看它盈利赚钱的部分。哪个企业不赚钱？高速公路也赚钱，茅台也赚钱。不要歧视它们。”
而且，“没有比房产商更希望社会稳定的人了。只有社会稳定，才有很多人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才会有很多人慢慢有成就，有成就他们才会买我们的房子，对不对？我们希望这个社会各色人等都相安无事，大家都好好读书好好工作，好好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实现了价值之后用一部分钱来购买我们的产品，购买我们的服务。”
这些房地产商人，只是“希望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往上走的，有次序有结构的经营环境。我们希望它所谓的调整是一个良性的调整，而不是一个恶意相加的，歧视性的或片面的调整。”
回到公司自身，尽管绿城的一名项目总经理在为宋卫平的激进战略辩护时说，如果没有这一轮的宏观调控，那你们媒体岂不是又要赞扬绿城的战略眼光和进取精神吗？但是宋卫平承认，他对这一轮的宏观调控在判断和准备上存有不足。
从他创建绿城开始算起，这已经是他经历的第四次宏观调控。除了创业时一方面公司规模小，一方面地价低而影响不大之外，在2005年和2008年的调控中绿城都曾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那么为何绿城对此缺乏心理准备与预期？
面对《第一财经周刊》记者的追问，他说：“其实你刚才说的是有些理由的。在中国这样一个背景里，他们采用非市场化的很多东西来管控，从他们的逻辑里面是说得通的。（他们的）逻辑，是很清晰的在那个地方的。我们那时还是抱有侥幸心理。”
《第一财经周刊》的记者接着问：“那其实还是类似于没长记性，可以这么说吗？”
宋卫平有些不好意思地笑：“应该可以，比较准确地说，应该是没长记性。”
同时他又反驳道：“但是，你这样讲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种政治性把控，不是那么容易的。以后你看，如果再来一次反右，你肯定也会被打成右派。你同样有这种可能性（错判政治形势）。”
“这个问题我们自己要检讨。这是我们的不足。我们还是有点太自我，对自己做的事情太有信心。自我感觉太好。对宏观经济里不利的因素警惕性不足。我们最近已经检讨好几次了。”宋卫平接着说。
2012年1月中旬，龙湖地产[1.12%]创始人吴亚军在参加龙湖浙江绍兴项目的活动之后，到杭州来和宋卫平见了一次面。宋卫平对他的这个竞争对手一直不吝赞美之词。对龙湖在2011年宏观调控中的表现他同样表示了赞赏。
他说：“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只有很少很少的人，才能对这些东西有预期。只有少数人因为2008年的调控，因为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知，可以留有很多余地。吴亚军就留了很多余地。”吴亚军则客气地表示，这跟她是女性有关系。
“女人当家过日子，就是要把钱藏好了。万一家里钱不够用，翻出来还是有些用。男人有的时候，万一饭菜票不够了，就去借呗。你在大学读书时候有没有借过别人的饭菜票啊？”宋卫平反问《第一财经周刊》的记者。
“有些事情如果我再努力一些，其实是可以管得更好一些。”宋卫平在总结自己的工作状态时说。现在绿城的困境反而激发了他的斗志。“处于逆境时，（除了责任心）还有一种好胜心。逆境时大家日子都不好过，那我们多努力一点，有没有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大家都太太平平，有自己没自己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
“从小（我）就认为自己是个很聪明的人。你不是认为自己很聪明吗？那你再想想看，在你的阅历中，还有多少资源，还有多少记忆，能够用来战胜目前的困难，使企业更优秀。”他说。
他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竞技领域：“有时候这也是一个局。一个牌局，一个棋局。”
这个只是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人，此番能否破局而出？
没有人希望他做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