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岁的王贵民祖籍浙江温州，从部队复员后，留在了丹东。儿子开了一家边贸公司，一个月要过江十几趟。老王总替儿子担心，认为朝鲜政策多变，万一回不了本怎么办。
小王对父亲的担心漫不经心：“赚钱肯定有风险。再说现在政策信号比较明显。”
最近中朝两国领导人频繁往来，让国际社会和国内的资本蠢蠢欲动，更多边贸客奔赴丹东。
在丹东市鸭绿江边遥望可见的朝鲜黄金坪岛和威化岛，一片荒芜中仅见几栋低矮平房，与江这边丹东的高楼大厦对比鲜明。四个月前，为寻求经济体制变革的朝鲜，将没有任何基础设施的两个荒岛作为对华招商的重头戏，一时间，客商云集。
对朝边贸的困境
虽然政府一直想推动对朝贸易，但边贸现实的困境却是阻碍丹东这个先行者前进的步伐。
政策的多变和朝鲜人信用的缺失是阻碍边贸的两大绊脚石。
两年前，一句朝语不会说的福建人金正明在鸭绿江边上。他当初被做丹东边贸能一夜暴富的传说吸引，带着东挪西凑的百来万元到了这里。
然而，他并未料到边贸生意会如此艰难。“和朝鲜商社谈好了价格，一批货发过去后，经常见不到钱，有时说好了给你，却又变卦了。”金正明说。
后来金正明在新义州开了个办事处，请朝鲜华侨负责考察朝鲜商社的规模和信誉，还有社长的为人。即使这样，做边贸生意风险仍然极高。
一位做边贸生意的老板说，“朝鲜对配套政策、利润分配、边防出入境问题、旅游问题等根本没考虑周详。”
另外，金正明刚开始做边贸生意时特别惊讶于丹东当地政府对边贸的态度，职能部门基本没有任何协调能力，边贸企业遇到问题，只能自己想办法。“这是在其他口岸城市根本不可思议的事情。”
丹东市一位官员坦言，由于国家对边贸政策的不明显和地方领导的不重视，使得许多边贸企业处于不上不下的位置。
曾在丹东市进出口公司任职的高新力表示，1993年国家为鼓励边贸出台了专门政策，但这个政策并没有得到地方的落实。随着官方易货减少，民间边贸逐渐成为贸易的主体，一些“潜规则”也随之诞生。
高新力透露，到了民间边贸时期，回扣已成为业内的“潜规则”，好处费一般都是5000-20000元。
另外，和朝鲜人做生意的一个惯例是，朝方人员来华后由中方全程招待，一切费用都是中方支付，而这些招待费用得想办法打进成本。
上述做边贸生意的老板表示，由于海关取消了24小时通关制，加上朝鲜方面的不确定性，企业的物流成本在不断上涨。国家出台过文件清理边贸口岸乱收费现象，但在丹东却没有人执行，乱收费的现象还是很严重。“过一个车现在要1000多元，200米的丹东口岸是全世界最昂贵的口岸。”
边贸企业在丹东缺乏融资渠道也是一个问题，当地商业银行只选择性给予几家边贸企业小额贷款。
此外，由于中国五大行均无在朝鲜设立办事处，央行推出的人民币结算方案对中朝贸易并没有实质作用。
“现在本地人做的少，基本都是外地边贸客，做这行本身就是要担风险。”这名边贸老板表示，如今中朝边贸基本不赚钱，能回本就已不错，利润经常被拖欠成坏账，几年都拿不回来。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丹东边贸最好的时光，如今的边贸则是在走下坡路。”
面对中朝边贸的种种现实困境，去年底，朝鲜领导人曾下达关于外贸的最高指示，成为这一系列边贸政策调整的开端。在付出昂贵代价之后，边贸客的投资项目运营状况日前呈好转趋势。
陈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