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控制手段已经无能为力了吗

　　有观点认为，按照《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母婴保健法》以及卫生部等部门下发的种种通知的精神，我们可以感受到立法者对这种行为的态度及打击的决心，并且对此还进行专项治理，并对违法者给与一定的经济处罚和行政处罚，甚至吊销违法者的医生执业资格，但是非刑罚的其他调整方法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于是应该转而向刑罚求助。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想想：为什么在上述的重罚之下，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现象却仍然屡禁不止，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呢？民不惧罚，奈何以罚惧之！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刑罚充其量就是提高了“产品”的附加成本和市场价格，却没有证据表明牢狱之灾可以抑制这种旺盛的需求。

　　事实上，对于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行为,国家行政控制能力并没有完全地发挥出来,政府可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加强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加大对女童培养的投入,加强卫生管理部门与基层组织的合作与监督机制等等。所以，改革的重点应是完善行政立法,而不是简单地唯刑法是赖。

　　我们将失去什么

　　假设未来的法律得到了切实的贯彻，非法鉴定行为被完全杜绝，但性别选择的社会根源却不能同步消除，这又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父母固然无法得知肚子里的孩子性别，但当女孩出生以后,为求得一子，谁能保证他们不会选择继续生育？行政手段尚且不能控制性别选择，那么也不能指望计划生育就一定能控制“超生游击队”；如果老百姓以“超生”作为性别鉴定的替代手段以满足性别选择的需求，与国家而言,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在将来便会蒙上一层阴影。另外，在将非法胎儿鉴定入罪的主张者看来，虽然它能“科学”地解决某些社会问题，但是他们也许未曾料到，这些措施在反对者眼里同时也在“逻辑”地滋生另外的社会问题，如遗弃女婴和拐卖儿童行为的增多。

　　其实从历史上来看，重刑主义从来都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刑者，如同双刃之剑，使用不当便令个人与社会两受其害。是故，将“胎儿性别鉴定”犯罪化这样的刑事政策是否科学和值得，立法机关确实应该慎而又慎；倘若无法应对上述质疑，何不放下对重刑之迷信，另辟溪径而求解！(四川社科院法学所钟凯)（《检察纵横》2006年第7期，光明网进行了系修改稿）(C001)